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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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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一些基層政府和開發商絕對主導拆遷過程的情況一去不復返，被拆遷者的維權意識和能力得到歷史性加強。如今拆遷者與被拆遷者形成討價還價的談判格局，而且總體上看，談判優勢繼續朝著有利于被拆遷者的方向轉移。
被拆遷者充分占據了輿論強勢。與此同時，“依法拆遷”失去了權威，輿論常將之等同于“強制拆遷”。中國社會圍繞拆遷的“終審能力”實際上已經喪失，拆遷成為爭奪利益的激烈摩擦過程。這個過程從法治國家的角度看，幾乎是無序的。
土地和房產價值的火箭式躥升徹底改變了拆遷的財富意義，拆遷成了一些人的命運轉折點。房地產領域的變遷實際在影響很多中國人的人生預期甚至人生觀，這導致被拆遷者會把現在的堅持看成人生的一場“決戰”。
現在搞拆遷，面對的就是這樣的決心。如果組織或參與拆遷的官方不清醒認識問題的嚴峻性，而動輒以為可以用警力“嚇倒”拒不接受條件的被拆遷者，那他們可就真的錯了。
中國各地必須謹慎控制拆遷量，城鎮化建設切不可搞以往有些城市那樣的“推倒重來”。當拆遷量過大，被拆遷者獲得“賣方市場”的絕對地位時，土地和舊房屋的征用費輪番上漲無可避免，拆遷戶勢必不惜代價要求高額補償。
只有拆遷量小于社會預期，被拆遷者之間出現對拆遷的實際“競爭”時，情況才會有緩和的機會。中國的城鎮化如果是一個激烈的“強拆”過程，它能否進行得下去，將是令人懷疑的。
過去的低價拆遷的確使一些人利益受損，部分農村地區的野蠻拆遷尤其令人氣憤。在拆遷形勢大體顛倒過來之后，一些拆遷戶漫天要價已經超出維權的范疇，并對公共利益造成間接侵害。
輿論對被拆遷者的一邊倒支持已在發生改變，并將繼續變化。政府方面在這種時候需要加強與社會輿論的溝通，使輿論的理性對拆遷戶發生作用。政府嚴格守法、避免使用暴力尤其必須做到，實在拆不動的寧肯不拆，寧肯改道。
在法律一時缺少權威的情況下，政府應創新圍繞拆遷的社會和解方式和渠道。這已是中國城鎮化大潮中的一項當務之急。
拆遷像是中國現階段的“無解難題”。它引發、堆積了太多的社會矛盾和情緒。中國已從“最容易拆遷”的國家差不多變成了“最難拆遷”的國家。動棍子動刀、甚至自焚這樣的事，發生在中國的很可能最多。
需要把這個“無解難題”變成有解，最終走向法制化。這是中國城鎮化的關鍵性社會軟建設，而且這一跨越的意義將遠遠超過拆遷問題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