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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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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湖北省武漢市黃陂區南部重鎮灄口地區迎來一批重點工程，在建工地44個，其中億元以上工程14個。
隨著灄口地區的開發，當地一些村民甚至外來人員大量進行違法建設，不斷“搶種房屋”，以牟取不法利益。雖經多次集中拆違，但由于該地區少數城管“內鬼”頂風作案給違建戶“撐腰”，導致違建現象屢禁不止。
2012年，武漢市黃陂區紀委與黃陂區人民檢察院協同作戰，一舉查清了以區城市管理局執法二大隊原副大隊長劉龍川為首的3人貪污賄賂窩案串案，涉案金額64萬余元。
近日，《法制日報》記者從黃陂區檢察院獲悉，劉龍川等3人均獲刑罰；另有6名街、村干部因介紹違建戶向上述人員行賄被給予黨紀政紀處分。
明碼標價
做一層違建樓送一萬
2011年下半年，因想少批多建，灄口居民劉某托劉龍川的同學王某說情。
一天上午，王某來到劉龍川辦公室，以劉某的名義送給劉龍川現金3萬元。收下錢后，劉龍川口頭允許劉某將房子做到5層。
但劉某不甘心，將房子建到了8層。劉某的違建行為，被城管巡查人員叫停，并要求其盡快拆除。10天后，王某再次來到劉龍川辦公室，并送上劉某的“請求關照款”5萬元。收下此款后，劉龍川對劉某的違建行為放任不管。
無獨有偶。2011年11月，灄口居民劉某某在新村建房，因審批手續不齊全被灄口城管中隊制止。當年12月，劉某某來到劉龍川辦公室要求其對自己建房予以關照，并送給劉龍川現金兩萬元。劉龍川答應關照并收下此款。
但讓劉某某沒想到的是，自己再次開建房屋后，仍不斷受到城管隊員干預。后來，他聽說“做1層送1萬”，遂于2011年12月的一天上午，再次來到劉龍川辦公室要求其予以通融，并將事先準備好的6萬元現金送給劉龍川。劉龍川收到此款后，灄口城管中隊再未干涉劉某某建房。后劉家房屋順利做到8層。
辦案檢察官說，縱觀劉龍川等人的違紀違法行為，起初還是“猶抱琵琶半遮面”，發展到后來，違建房每建一層送多少錢幾乎是成了明碼實價的潛規則——給足錢就“平安無事”。
集體腐敗
3名城管隊員同受賄
灄口城管中隊屬于黃陂區城管局執法二大隊，被編為二中隊，主要負責灄口地區查違控違及市容市貌管理。
劉龍川任黃陂區城管執法局二大隊副大隊長，主持灄口城管中隊工作；2011年8月22日，宋超濤被任命為灄口中隊中隊長，分管市容市貌工作；王勇于2011年8月6日被任命為副中隊長，分管查違控違工作。
對于劉龍川和“違建”戶之間存在的貓兒膩，宋超濤、王勇二人心知肚明，并開始效仿。
2011年2月，劉龍川在飯桌上認識了武漢市江岸區居民張某。同年9月，劉龍川允許張某在手續不全的情況下在灄口建房。10月，在帶領協管隊員巡查時，王勇叫停了張某的違法施工。后劉龍川向其“打招呼”，王勇也就沒再管過張某的違法建設。
同時，宋超濤、王勇也如法炮制，開始向有求于己的違建戶們伸手要錢。
2011年8月，因無證建房，灄口街三閘村張某請求王勇關照，并于當月專程找到王勇，送給其現金1.2萬元。后王勇也未干預張某建房。
2011年11月，因無證建房，灄口街馮樹嶺村馮某被責令停工。馮某通過吳某找宋超濤說情，并送上現金1萬元。收下此款后，宋超濤就對違章建筑睜只眼閉只眼，未干預馮某建房，最終馮某建成4間5層違建房。
2012年4月，根據群眾舉報，黃陂區紀委監察局對區城管局部分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在查違控違工作中索賄受賄的違紀線索進行初查。
據查，2011年4月至2012年1月，劉龍川先后15次收受違建戶賄賂共計42.6萬元；2011年10月至2012年3月，宋超濤先后11次收受賄賂共計9.1萬元；2011年6月至2012年4月期間，王勇先后12次收受賄賂共計8.6萬元。
此外，2011年3月至2012年3月期間，經劉龍川安排，灄口城管中隊報賬員王某虛列“清除三亂臨時人員工資”表，經劉龍川簽批后在灄口財政所入賬，共套取公款4.2萬元，以補助名義分發給劉龍川等4人，其中劉龍川個人分得1.3萬元。
查違控違
“一人執法”缺監督
到案后，劉龍川稱，自己一直認為，行賄受賄行為都是在同學、朋友等熟人之間進行，“這是一堵不會透風的墻”。
經黃陂區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法院一審以受賄罪、貪污罪分別判處劉龍川有期徒刑7年6個月、1年6個月，決定執行有期徒刑8年；以受賄罪判處宋超濤有期徒刑3年6個月；以受賄罪判處王勇有期徒刑3年。
辦案檢察官認為，劉龍川等人的集體腐敗，也暴露出城管執法中的一些弊端，尤其是查違控違執法缺乏有效的外部監督。
“城管系統實行中隊分片執法，在查違控違工作中，對于違法建設的發現、先期處置、處罰程序的完成、后續的執行，都由執法中隊的執法人員完成，缺乏外部監督制約機制。”辦案檢察官認為，固定人員在固定地域執法，時間一長，在人情關系網的影響下，也極易誘發執法“放任”、“包庇”行為。
根據《武漢市控制和查處違法建設辦法》的規定，負有違法建設巡查責任的工作人員，發現違法建設應及時制止、報告并采取攝像、照相或者現場勘驗等方式取證。
“但實踐中，個別執法人員發現違法建設后，并未按規定取證、報告，這就給私自處理違法建設留下空間。”辦案檢察官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