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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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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少華：改革不能讓一部分人高興一部分埋怨
4月1日，廣東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徐少華在第二屆“嶺南論壇”上表示，廣東的省情就是國情的縮影；廣東未來不再重蹈粗放的經濟發展老路，重視區域協調發展，要確保粵東西北城市在2020年前人均GDP都達到全國同期的水平。同時，徐少華還指出，在增進百姓福祉上，今后出臺改革政策的時候，不要讓一部分人高興一部分埋怨，一部分人得益，一部分人受損，中國的高考政策在于公平，惠及中國所有的家庭。
徐少華說，廣東的經濟發展速度，已連續24年在全國排名第一。然而從去年年底以來，廣東黨政各界議論最多的話題，是江蘇省有可能取代廣東的經濟地位。過去幾年中，廣東一直把促進經濟增長模式轉變放在重要位置，而從今年以來，更多聲音開始強調保持增長速度，保住“排頭兵”地位。廣東GDP全國第一，但區域發展不平衡，有13個地級市人均GDP在全國水平之下，對此，徐少華表示，在區域協調發展上，廣東如何讓珠三角在主攻產業轉型升級中，保持核心競爭力，不失去發展速度和經濟規模；如何讓欠發展地區在主攻快速發展中，實現經濟提速，是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
吳敬璉：推行新型城鎮化 避免“造成運動”
著名經濟學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指出，舊型城鎮化是由賺取土地差價推動的，過去幾十年來，一些部門在這一造城運動中獲取的土地價差保守估計在30萬億元左右。未來新型城鎮化需要改革土地產權制度。
他強調，新型城鎮化而不是新一輪城鎮化。我們要推行的是新型城鎮化，要避免舊型城鎮化的造城運動，需要有體制上的改革。 吳敬璉還指出,最近幾年中國的城鎮化或者說城市化在加速，這是一個十分可喜的現象。目前，已經有超過半數的勞動力在城市中就業。但是和中國的整個經濟發展一樣，城鎮化也存在著一個效率低下的問題：一方面，城市建設浪費的資源太多，城鎮化的代價太高；另一方面，建成的城市結構不合理，運營效率低下，降低了城市工商業的競爭力和城市居民的生活質量。
巴曙松：中國城鎮化重在吸收、接納進入城市的農村人口
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員、中國銀行業協會首席經濟學家巴曙松日前表示，未來吸收、接納進入城市的農村人口是中國城鎮化建設的重要任務。
巴曙松表示，中國之前的城鎮化發展尚有幾個問題未解決，包括沿海和內陸不同城市之間的轉變速度不一致、常住人口和戶籍人口的城鎮化速度不一致、土地城鎮化的速度快于人口城鎮化的速度等。他預計，未來10年，人口、土地等中國城鎮化的要素都會發生變化，人口流動或出現逆轉，即原先的人口流出大省會出現農民工的回流潮；隨著中國進入工業化和城鎮化的中后期階段，未來城市中的建設用地規模將進入低速增長；產業格局則會在沿海和內陸城市之間重新調整，制造業的內遷會加速推進。
“未來農村轉移人口的市民化將是中國城鎮化的核心內容”，巴曙松說：“但中國一線城市的人口已過于密集，所以應發展城市集群，使大中小城市合理分工。”
朱中一：房地產應是新型城鎮化的基礎配套產業
中國房地產業協會副會長朱中一認為，城鎮化是一個客觀的經濟規律，既可以給城鎮居民生活、經濟帶來一個美好的前景，同時城鎮化過程當中也會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他認為，借鑒有關國家和地區的成功經驗，積極穩妥地推進城鎮化，走新型城鎮化的道路，重點在提高城鎮化的質量。
朱中一強調，在新型城鎮化推進中，房地產扮演的角色就是一個先導型基礎性的產業，是為相關產業提供配套服務的產業，不要過分強調支柱產業。房地產發展要和城鎮化發展相適應，和相關產業發展相協調。此外，他還認為，一定要把生態文明理念全面融入城鎮化全過程，走集約、智能、綠色、低碳的新型城鎮化道路。
李偉：中國城鎮化建設重在提高質量
考慮到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鎮化所走過的歷程和有關國家城鎮化的經驗和教訓，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偉認為，在當前和今后一段相當長的時期內，推進城鎮化建設應把重點放在提高城鎮化的質量上。只有這樣，中國的城鎮化才能健康持續推進，城鎮化所蘊含的巨大發展潛力才能變成現實的生產力。
李偉表示，提高中國城鎮化的質量，要特別注意以下幾個問題：要提出符合實際和與經濟社會發展所處階段相適應的目標；要推進城市產業發展的多元化；要扭轉靠高房價為城市建設籌資的傾向；要準確把握城鎮化速度和質量的關系。這是健康推進城鎮化的關鍵所在。
李偉表示，中國的城市化不是慢了而是快了，面臨的主要矛盾不是速度問題而是質量問題。解決城鎮化推進過程中的質量問題，要大力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要大力建設學校、醫院、公共交通等公共設施，要解決好城市失業和收入分配失衡問題，還要特別關注農村留守兒童問題。據有關資料顯示，現在農村有5800萬留守兒童，他們沒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將來難以找到工作，可能會成為社會的不穩定因素。推進城鎮化健康發展，千萬不要把他們遺忘！
許小年：靠城鎮化促進消費需求靠不住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和金融學教授許小年認為，中國的消費需求不是不足，而是受到供給的限制不能釋放，這個消費需求如果要靠城鎮化促進，是靠不住的。
“關于消費的套路，現在提出一個新的靈丹妙藥，叫城鎮化。”他說，“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是農村的三倍，政府覺得城鎮化可以重振居民消費，關于城鎮化的看法我和巴曙松的觀點基本一致，除了一點，我認為，城鎮化是靠不住的。”
許小年教授覺得，像中國這樣的中等發達國家，GDP還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問題不在需求不足。“中國沒滿足的需求大把大把，但這些需求沒有釋放，或者說需求受到供給方的限制。比如醫療衛生，醫療衛生需求多大，供給跟不上，房價為什么老在漲，供給跟不上。其實不用找新的需求，就把潛在的需求釋放出來。”
姚洋：新型城鎮化,“新”在人的城鎮化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姚洋說，所謂新型城鎮化，主要就是解決人的城鎮化。很多人生活在城市，卻是城市的邊緣人，他們沒有城市戶口，根還在農村，這就是為什么以前的城鎮化光看到投資增長，消費卻沒有跟上。中國的勞動力還有36%在農村，這個水平不算高，韓國1980年代初和我們現在的收入水平相當，他們那時的農村勞動力占全部勞動力的比重也是35%-36%左右，但韓國的勞動力占比和農村人口占比是比較接近的，而中國的農村勞動力占比較低，農村人口占比較高，這說明城市化是滯后的。也就是說青壯勞力已到城市了，但他們的家屬在農村，這就使得我們的農村勞動力占比和農村人口占比脫節了。因此，所謂新型城鎮化，最大的“新”就是要解決他們的戶口問題。
汪玉凱：戶籍制度改革最為關鍵
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凱近日表示，中央政法委召開電話會議明確提出要全面啟動戶籍制度改革。戶籍制度隱藏著深刻的問題，它絕不僅僅是一張紙或一個簡單的身份，其規定的城市戶口和農村戶口將所有中國人固定在農村和城市這兩個板塊上，久而久之，戶籍本身就附著了很多社會福利。一個城市戶籍的人在醫療、教育、社會保障等方面無形中享受了很多福利，而農村戶籍享受不到這些福利。盡管這些年來我們試圖將福利與戶籍制度剝離，但非常困難。當前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面臨的問題就是不同人群在醫療、教育、養老等方面的巨大差異，這些差異都與戶籍制度有關。如果要在全國范圍內將戶口本轉變為居住證，消除農村和城市戶口，會牽一發動全局，甚至會影響到我國的一些基礎制度。如公費醫療和新農合雖然在醫療方面都有保障，但保障水平和程度差別非常大。所以，戶籍制度改革最為關鍵的難題，是附著于戶籍制度上的社會福利改革。
與之相聯系的另一個問題是如果放開戶籍，當地的高考制度勢必就會陷入混亂。全國相當多的人會涌入高考分數線較低的北京、上海等地參加考試。因此，不同城市戶籍改革的寬松度和放開度也會有差異。這使得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這樣的大城市不能像一些中小城市可以簡單放開，因為其資源環境的承載能力有限，不可能無限制地容納。
此外，這些城市如果不調整規劃戰略，不發展衛星城，不實行多中心化，是無法持續生存的。很多矛盾不是行政命令可以解決的，戶籍制度雖然在多數地方改起來容易，但農民工進城以后的生計問題很難解決，住房問題、就業問題都是不可忽視的。
范劍平：城鎮化是長遠規劃
國家信息中心首席經濟師范劍平表示，城鎮化對中國來說并非“強心劑”，而是長達十年的長遠規劃。此外，城鎮化將和出口轉好因素共同推動中國新一輪經濟增長。
他預測，2013年以后，新型城鎮化是中國經濟的最大主題。預計到2015年，中國經濟將進入新一輪經濟周期上升期，增速達到10%左右。中國城鎮化將和出口轉好因素一道，共同推動新一輪經濟增長。新型城鎮化有兩個政策要點，一是在硬件建設方面，即通過擴大投資，集中建設城市群；二是在軟件建設上，通過擴大消費，解決3億農民家庭的市民化。
范劍平還提出，中國的城鎮化應該是惠民的、綠色的、科技的。所謂惠民的，即要防止物價和房價過快增長，充分考慮民眾利益；所謂綠色的，即在微觀投資層面注重環保技術設施的改造，在宏觀投資層面注重生態隔離帶的建設，將其納入美麗中國的藍圖；所謂科技的，即通過城鎮化帶動中國的產業升級，預計2023年中國城鎮化率達到65%以上，科技創新要為此后的經濟發展奠定基礎。
劉曉光：發展城鎮化，企業需改變投資模型轉變發展方式
首創集團董事長劉曉光認為，企業界應認真研究中國城鎮化發展問題，從中找到自己的主戰場，改變投資模型和轉變發展模式。城鎮化最難的事，是如何把產業輸送進去、如何解決過程中服務體系等一系列問題，單獨放一個麥當勞他不會去。
“十八大里提出的五個方面，五位一體的配套改革里面已經突出了生態問題，這里面其實是和每一個企業都息息相關，有遠見的企業決策者在壓力并不太明顯的時候如果能夠捷足先登，在這方面調動自己的相對潛力和聰明才智，在節能降耗方面做出自己的努力，只要比別人快半拍，就一定會得到政府方面政策的回應。”劉曉光還認為，生態環境問題解決不了，城鎮化建設會失敗。
王濟武：科技創新提升城鎮化質量
啟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總裁王濟武撰文指出，長期以來，中國發展過于依靠“人口紅利”、“土地紅利”和“投資驅動”，這種典型的低效率發展，直接導致了“五低”（低成本、低技術、低價格、低利潤、低端市場）、“四高”（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高排放）的典型低價工業化模式。
他還指出，18億畝紅線是保障我國14億人口及后代福祉相傳的生命線。中國的城鎮化不能再走某些大城市甚至特大型城市那種“攤大餅式”的發展模式。突破城鎮化過程中空間、人才、資源和效率瓶頸的關鍵在于科技創新。應該通過科技創新集群化，集約利用城市空間資源，提升工業化和城鎮化的質量。
王進：城鎮化與產業投資機會雙向互動
中國投資咨詢有限責任公司副總經理王進在談到城鎮化與產業投資機會時表示： “我們之所以把產業投資機會和城鎮化放在一起來談，是因為產業結構的演進與城鎮化發展之間存在雙向互動的模式。城鎮化是產業結構演進的直接結果，也是產業結構進一步演進的前提條件。產業結構的演進是城鎮化的原因，也是在城鎮化發展過程中才能實現的結果。 一方面產業結構的演進推進了城鎮化發展，它的突出的表現就是產業數量比例的變化，是生產的要素不斷地向城市流動，形成城市化的發展。”
王進還分析了城鎮化帶來的產業投資機會：“第一個仍然是以技術為創新的戰略新興產業，包括新興產業、節能環保產業、生物產業，新能源等等。第二個以擴大的市場需求為基礎的生產性服務業，新興服務業和科技服務業。第三個是以人口轉移為基礎的內需消費相關行業,包括生物醫藥、醫療健康，文化傳媒等等方面提升城市居民的消費結構的產業會得到極大的發展。最后一個就是以城市基礎設施為建設的相關產業，一個是包括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包括公共事業方面的，道路、供排水等環保產業。另外商業地產會進入比較好的發展階段。”
潘石屹：城市化最大的障礙是土地和戶口
在SOHO中國董事會主席潘石屹看來，中國城市化所面臨的的問題，并非城市建設的問題，最大的障礙是土地和戶口。“中國城市的道路等基礎設施、地鐵、房子的建設速度，已經足夠得快了，這一過程如果再加快，就會出現很多諸如鄂爾多斯、鄭州、天津的空城現象，樓建好了，但是人進不來。”
潘石屹認為，中國城鎮化過程中，解決土地和戶口的問題，比房地產的問題更加重要。他提出，對于北上廣等大城市，由于人口大量涌入，土地供應應隨城鎮化的進程做合理、科學的安排，“大城市應多一些土地供應，如果供應不上，可以進一步提高容積率。”
“甘地說過一句話：地球上提供給我們的資源完全能夠滿足我們的生活，但是滿足不了我們的貪婪”，潘石屹認同于此，現在人為地制造中國沒有土地了，沒有房子了，沒有墳地了，如果集約化的利用土地，中國的土地資源是極其豐富的。
李健：城鎮化將推動商業地產發展
贏盛中國商用地產集團總裁李健表示，城鎮化推動著商業地產物業，如城市綜合體、商業、文化的發展。“我們可以看到，在國民消費水平持續提高、迎來零售業快速發展的時期，從走勢來看，其實是一直在增長的。去年我們第一次出現了勞動人口的絕對下降，人口紅利趨于消失給我們一個提醒，人口紅利開始進入拐點時間，這里面也有一個信號，老年地產出現發展空間，在進入一個城市主導型社會之后，其實為零售業發展會帶來一個巨大的空間，可以看到從生存型社會向發展型社會，我們從重數量增長到重質量發展的雙重改變，城鎮人口在不斷增加，解決城市人口的同時存在重大發展機會。”
李健還強調，城鎮化對商業地產的意義，這也是“十八大”提出的重要政府方案方向，城鎮化將解決定居型人口的定居需求，通過轉移農村人口的需求，城鎮化過程中也讓農民逐漸會向中產階級過渡消費潛力的售房會將成為零售企業未來得主要增長點。根據國家發改委規劃預算，城鎮化在未來十年可拉動40萬億人民幣的投資，對一個縣域經濟繁榮，在城鎮化政策領導下能推動縣域商業地產的發展。
蔡洪斌：新型城市化應強調改革的戰略
新時期的新城鎮化戰略不僅僅從內需角度考慮，不僅僅從增長的角度從發展的角度去考慮，更應該從改革的戰略去想。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蔡洪斌認為，尤其強調在新型城鎮化戰略里面，強調它的改革戰略，不是增長和發展戰略。
要推動新型城鎮化，首先必須打破體制殘留下來的阻止健康合理城市化阻止市場主導的城市化的扭曲力量，這些扭曲比如打破二元體制積極穩妥取消戶籍制度，實現教育的均等，真正去落實流動兒童平等上學和高考的權利。此外，城市的發展需要健全它自己的金融支持體系，保障房也好廉租房也好，需要城市自己有融資建設體系。
對于“城鎮化”還是“城市化”的爭議，蔡洪斌認為我們必然在全國范圍之內要走多樣化特色化的道路。“從政府主導的城鎮化到市場主導政府引導的城鎮化，從強拆強征農民土地到公平合理有效的土地流轉制度，從趕農民進城上樓變成他們樂業安居，城市化的發展一定是以市場基礎力量為主導，也就是說市場真正有這種集聚的需要，城市里面真正有很多工作機會，那么我們在城市化才有經濟基礎，以這種經濟基礎為原則，政府通過城市提供各種各樣的生活工作便利為人們進城為城市化提供條件。這是以市場主導和政府引導城鎮化的思路。”
胡祖六：政府在城鎮化過程中有三項核心職能
春華資本集團董事長胡祖六表示：政策法律法規的改革，城市規劃，公共服務的提供，這三部分是政府在中國新一輪城鎮化過程中的核心職能。胡祖六進一步解釋說，首先，政府需要改正相關的法律法規、制度以及有些過時的政策，比如戶籍制度，至少為城鎮化掃清障礙。第二，政府需要有比較科學、認真的城市規劃。保證城市的經濟、社會、生態環境，人們自然和諧的發展。同時建立更好的投資營商的環境，吸引外來投資者，鼓勵本地居民去創業、中小企業發展。增加就業機會，使城市發展、經濟有活力。政府需要創造這種大環境。第三，在公共服務的提供方面，包括治安、養老保險、醫療保險、中等教育、中小學的基本義務教育，環境和生態等。這都是政府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