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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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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前我國經濟面臨投資與出口后勁不足等問題的背景下，城鎮化因其綜合承載能力被寄予厚望，在城鎮化快速推進過程中，為了避免空城現象、避免成為新一輪的圈地等問題，需要精心策劃，追求符合人口轉移規律的城鎮化。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在2013年中國綠公司年會間隙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人往哪里走與政府把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到符合要求，這兩點有可能是不一致，這就造成了一方面人口轉移的地方投資不足，另一方面政府主導建設的新城區沒人去或者人口流量達不到臨界點，造成浪費，最終無法解決城鎮化過程中人口的轉移和資源的合理配置等問題。”
“美國的城市化率79%，每年有4000萬人移動住處，其中800萬人換州而居。最近，底特律從1700萬人減到了70萬，而美國的總人口并沒有減少，這說明，底特律減少的人口到了別的城市去了。這些事實告訴我們城鎮化發展中有很多不可控因素，運用行政手段去強制影響城市發展的因素基本是失效的。如果強行使用行政手段來控制城鎮化，就會錯誤的配置資源。”
周其仁認為，就像大都市永遠都“擁堵”，“擁堵”就說明投資不足，大城市會說承載力有限，即便戶口不開放，也有很多人涌來，另一邊卻是很多縣城、新的開發區，基礎設施雖好，就是沒有人氣。城鎮化過程中要知道是有客觀規律的，人往哪去是有信號的，要利用這個信號來決定。
“城鎮化也要吸收工業化階段的教訓。”周其仁認為，我國工業化是后起的，所以比較急，政府可以在里面起更大的作用，這種認識有可能在城市化階段重現。根據工業化教訓看出，政府是鏗鏘有力，也有很大的優勢，有高質量的官員、專家系統為其服務，把發達國家的正路、彎路都看明白了，可能會走的更好一點，但是政府來主導的過程還可能有更多的不確定，比如說，美國人均5000美元的時候可能還沒有手機，我們現在是人均5000美元，但是不可能完全重復美國當時5000美元時走的路。
對于“城鎮化是否也是新一輪的圈地運動”，周其仁認為，這不要一概而論，首先不能圈錯地；而在圈對地的時候，新增就業和提高收入的同時分配的合理性很重要，農民得多少、開發商得多少、政府得多少，要有個大體合理的分配。
“現在很多城市規劃是政府做的，但是也會招投標，面向社會公眾參與，這樣的苗頭都有，現在城市化，要讓這種新的體制機制步伐快一點。籠統的講，城鎮化是市場主導還是政府主導，對于政府，要多向市場學習，注意市場信號，對企業講，城市建設，與單一的項目和投資有很大的外部性，有公眾性，執行下去會互相都受影響，不是完全的商業利益受主導。”周其仁說，公眾性需要政府出面主導，企業政府要合作。
“政府引導、市場主導”也是中國銀泰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沈國軍在2013年綠公司年會中所闡述的觀點。
“規劃的主體是政府，比如投資一定不是從政府來，絕大多數是社會資金，那社會資金怎樣才能流向這個項目，主要是政策。沈國軍認為是三方面政策，財稅政策、金融政策、產業政策。政策不配合，不可能流動，主要還是要盡快地配合出臺，把社會資金引入到小城鎮建設的領域中去。
沈國軍說，市場來主導新的城市化進程，政府來引導，宏觀的規劃由政府來牽頭，具體的規劃實施由市場來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