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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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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市九龍坡區城鄉統籌發展綜合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何承玖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發展城鄉統籌就是要讓農民與市民一樣有保障，有就業，有增收，這是縮小城鄉差距，發展農村經濟的有益探索。”
擁有３１００多萬人口的重慶是中國經濟社會現狀的一個縮影。雖然位列中國第四大直轄市，號稱西部經濟發展的引擎，人均ＧＤＰ１萬余元的重慶卻是大城市與大農村并存的典型，農業人口比例近８０％，城鄉居民收入比為４：１。與之僅有４００公里之隔的四川省省會成都市，１１００多萬人口中，農村人口也超過了６００萬。
何承玖強調說，“城鄉統籌的終極目的就是要農民、農民工變市民，最終使他們與城市居民一樣，享有平等的權利，享有均等化的公共服務和同質化的生活條件。”
在重慶市江北區魚嘴鎮雙溪村，大量的農田以協議方式從農民手中流轉出來，在集中之后招商引資。雙溪村的李書記介紹說，他們已經利用這些土地建設了一個奶牛場，而轉成城鎮居民的村民們也能從流轉的土地中得到收益。
據了解，這項名為農村土地流轉的政策規定，收益按照每畝每年不低于５００公斤黃谷的價格折成現金支付給農民，而黃谷價格則以當年國家收購中等黃谷公示的價格為準，但最低每畝每年不得低于人民幣７００元的標準。重慶農村土地流轉面積已經從２００３年的１０４萬畝，上升到２００６年的２１７萬畝。
北碚區大地漁村則利用流轉出來的土地發展淡水魚養殖，村黨委副書記陳華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流轉出土地的農民在經過培訓之后還可以到養殖場打工賺錢。而這些收益都遠遠超過了種地的收入。
長期的政策傾斜造成了中國農村與城市間數十年的發展差距，伴隨著城市的日新月異，落后的農村地區顯得舉步維艱，這在偏遠的中國西部尤為明顯。
重慶市九龍坡區柳家鎮友愛村５８歲的村民劉傳元說，雖然取消了農業稅，但是一年下來，費心費力的幾分薄田僅能填飽肚子，單靠種地無法創收，因為很多人出外打工，村里成片的土地都已經荒掉了。剛剛成為城鎮居民的劉傳元對于明年９月能夠住進１５０平方米的樓房顯得十分期待。
作為中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重慶市市長王鴻舉把統籌城鄉改革看作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新的里程碑”。除了在戶籍簿上，把農村居民改為城市居民，更重要的是農民能和城市居民一樣有社會保障，有就業機會，有穩定的收入。
九龍坡區城鄉統籌發展綜合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常務副主任蒙長倫說，最讓他們頭疼的是，如何做到在有限的城市資源中讓新增的城鎮居民有醫療、養老保險，為更多的人創造就業機會，以及解決由此引發的就醫、入學、交通、城市規劃等種種問題。蒙長倫坦承，盡管九龍坡區是重慶的先行示范區，也無法保證將轄下所有農村居民進行如上所述的城市改造。
而對于那些已經大量涌入城市的農民工來說，被城市所認同，并真正融入這個城市是他們一直渴望并向往的。
戶籍上的改變使２００４年到重慶打工的魏昭梅樹立起莫大的自信，她說，她不會再受到城里人的歧視了。像城里的“８０后”一樣，擁有屬于自己的住房成為２６歲的魏昭梅現在最大的愿望。
據了解，重慶農村轉移出來的農民工已達７００多萬人，有關部門已經從戶籍、社保等方面推動農民工邊緣身份的轉變。
“但這畢竟是試驗。”對于在城鄉統籌中獲得的成績，西南政法大學副校長劉俊教授表示謹慎樂觀，“特別是城鄉統籌中的土地流轉，‘謹慎’應當成為這一制度創新的基本原則。沒有充分的把握，寧肯維持現狀不動，也不給未來的改革制造新的制度障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