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車漲價本身不是目的,只有借此理順出租車營運管理機制,合理調整行業的利益分配格局,才能解決出租車業的深層次矛盾,建立符合北京城市需要的出租車管理體制,從根本上緩解打車難。
昨日,北京市交通委主任劉小明表示,北京出租車價格調整是必須的,“將按程序進行聽證”。具體時間表由價格部門適時公布,很快就能看到。
打車作為一種民生需求,漲價是消費者不愿意看到的,不過,考慮到出租車司機偏低的收入——7年里,北京社會平均工資增加百分之六七十,出租車司機的收入只增15%,再考慮到頗受詬病的打車難問題,如果能通過適度上調價格,提高出租車司機待遇,激勵他們多出車,紓解打車難,也是一個現實的選擇。況且,政府已表態,調價后的收益將主要歸司機,這是對的方向。
出租車調價將舉行聽證,這樣的聽證會要開得讓人信服,首要的是把相關賬目全面曬出來。包括政府對出租車行業的補貼賬目,出租車公司的經營賬目,以及司機的收入賬目。這其中,最為重要,是“份錢”這筆賬。
出租車的份錢一直是大家議論最多、司機意見最大、也是社會最困惑不解的問題。北京277家出租車公司,6.6萬輛出租車,份錢按什么標準定的,這種標準是否統一、科學?平均每個公司的份錢具體是多少,在司機總收入中占多大比例?份錢的用途是怎樣的,有多少變成了出租車公司的利潤,有沒有壓縮的空間?北京目前8成出租車司機是郊區農民,高峰期怠工、趴活等問題久治不愈,說明出租車司機的職業吸引力正在下降,其中問題出在哪,與份錢有無關系?
把份錢的“賬”算清,人們就能知道司機減支增收還有多大潛力。如果窮盡所有手段,仍然無法解決出租車司機收入偏低的問題,適度漲價,才有合理性,才有說服力。
在未來的聽證會,以及會外的公眾輿論中,應讓大家充分討論,這種討論,不僅就調價論調價,還可以更開放地對打車難和出租車管理的深層次問題展開討論。比如,北京的出租車定位究竟是什么,在公交建設滯后之下,是否可暫時將其視作公共交通一部分,享受準公交待遇;比如,出租車公司化管理的模式是否需要反思,份錢的模式是否應當改革,甚至,出租車個體化經營可否嘗試放開;比如,出租車漲價,如何保證出租車司機的素質和服務質量能夠相應提升,能否借鑒倫敦等城市的經驗,建立嚴格的考核上崗機制等。
其實,欲解出租車難題,必須讓出租車管理這個話題從公共話題中“脫敏”。出租車作為民生和城市管理的重要環節,既然與每個市民有關,就應讓大家參與討論,討論的越充分,將來的執行才會更順暢。出租車漲價本身不是目的,只有借此理順出租車營運管理機制,合理調整行業的利益分配格局,才能解決出租車業的深層次矛盾,建立符合北京城市需要的出租車管理體制,從根本上緩解打車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