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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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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正：我國房價過高是不爭事實
兩會期間，上海市市長韓正表示，改革是上海最大的紅利；開放是上海最大的優勢；創新是上海發展最重要的動力；人才則是上海面向未來發展的最重要的一項資源。
就記者提問，樓市調控“國五條”實施細則上海會在什么時候出臺？調控的重點在哪里？韓正表示：“房地產調控是一項長期的任務，也是我們宏觀調控的重要方面。我想所有的房地產調控政策，都是為了使房地產市場能夠健康發展。對我們國家來講，特別是大中城市，房價過高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通過調控能夠有效地抑制房價過快上漲。這個政策主要的精神，我的理解首先是要堅決打擊投機行為，其次是更加有效地抑制投資行為。與此同時，我想我們的政策應當很好地保護和鼓勵廣大群眾自住的、改善的、剛性的消費需求，這應該得到鼓勵和保護，‘國五條’也是本著這樣一種精神。”
就房產交易稅收問題，韓正說，2006年國家稅務總局就在經國務院批準的108號文件中，對相關政策有過闡述，上海在2006年就已實施。此次“國五條”是政策的重申，相信通過這些政策的實施，房地產市場會健康發展。
黃興國：城鎮化離不開金融支持
天津這幾年在城鎮化方面做得很有特色。全國人大代表、天津市市長黃興國認為，城鎮化對于我國經濟發展具有“一著妙棋、全盤皆活”的重要意義，但不能一哄而起，不能僅僅是讓農民“上樓”，而要有科學規劃和產業支撐。
談到金融支持城鎮化的話題，黃興國深有感慨，他對記者說，沒有金融支持，就搞不了城鎮化。例如天津華明鎮，建設過程中需要幾十億元的資金，以國家開發銀行為代表的金融機構對小城鎮建設給予了有力的資金支持，最終項目貸款如期歸還，銀行也得到了收益。
黃興國認為，在推進城鎮化過程中，需要農村金融服務的支持與配合。農村金融體系是農村經濟的“造血體”，建立現代農業金融服務體系、補齊農村金融短板，已成為促進城鄉產業互融和要素流動、加快形成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新格局的關鍵環節。
許勤：發展不是跑百米，而是一個全能運動
“追兵”問題，是記者們問深圳市長許勤最多的問題。大家想知道，作為改革開放最前沿地區的行政一把手，他怎么看？“我們的發展不是跑百米，而是一個全能運動。在任何一個時刻，發展不是在某項指標上爭第一。”許勤說，以往大家談發展，往往局限于談GDP，但在科學發展的坐標下，僅談GDP是不全面的。“不管投入不管排放，就造成了現在的灰霾。”
“最近三年來，我們已經從追求‘深圳速度’轉變為追求‘深圳質量’。”許勤舉例道，從經濟結構、產業結構、財政稅收總量，到能源消耗，資源消耗以及環保系數，該高的都提高了，該低的也降低了。
2012年，深圳全市GDP約為1.3萬億，在全國內地城市中繼續保持第四位。許勤說，這是經濟質量全面提升，經濟結構全面改善、資源消耗能源消耗全面降低，排放、環保全面提高的一年。“深圳去年能夠從容應對金融危機，是產業轉型升級成效顯現的成果。”許勤認為，兄弟省份、城市之間的比、學、趕、超、幫，都是對的，“但一定要在正確的競賽規則上去走”，而這個“正確的競賽規則”，就是立足于更長遠的可持續發展、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生產質量。
趙世洪：新型城鎮化關鍵要提高城鎮化質量
河北廊坊市委書記趙世洪日前就新型城鎮化發表看法。他說，傳統的城鎮化進程中產生了很多問題。推進模式主要有兩種：一種自上而下，外地人口不斷涌入大城市，城市像攤大餅一樣向外快速擴張；另一種是自下而上，就地城鎮化，農村人口向小城鎮集聚，慢慢形成小城市。傳統城鎮化有許多弊端，比如造成城鄉分隔，城市與農村有著天壤之別；大城市有許多“城市病”。新型城鎮化將走出一條不同的發展道路。
對于新型城鎮化中的“新”，趙世洪認為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歷史階段的“新”。前些年推進城鎮化是為了實現人民脫貧致富，現在則是要通過城鎮化推進全面小康社會建設。二是指導理念的“新”。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推進城鎮化，核心應該突出以人為本，是人的城鎮化，關鍵要提高城鎮化質量，努力通過新型城鎮化讓各類人群過上更加幸福的生活。三是推進途徑的“新”。新型城鎮化更加突出統籌的概念，著力推動城鎮化與工業化良性互動，與信息化深度融合，與農村現代化同步發展，最終形成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村現代化同步發展的良好格局。
曾培炎：中國經濟進入“換檔期”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理事長曾培炎日前表示，中國經濟發展進入了“轉型期”。他說，過去的經濟增長在需求結構上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產業結構上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要素投入上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這種發展方式是不可持續的，必須進行轉型，從粗放外延式發展轉到集約內涵式發展。在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的情況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刻不容緩。
有觀點說，中國的發展紅利已經消失，中國未來經濟增長將面臨“失速”的風險。也有觀點說，中國還擁有廣闊的市場空間，完全可以支持較長時間的高速增長。曾培炎表示，客觀講，由于基數的增大以及發展方式轉型，長期保持GDP兩位數的高速增長可能不會是常態，中國經濟開始進入個位數增長的“換檔期”。在這個階段，我們應該更加尊重經濟規律，更多強調增長的質量和效益，保持年均7%—8%的增長速度、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是完全有可能的。
李稻葵用GDP激勵東莞副市長解決城市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鎮化速度驚人，2.5億農民進了城。按照中國社科院發布的數據，我國城鎮化率已經超過50%。但是進了城的農民并沒有市民化，他們提供了廉價勞動力，卻不能享受城市的公共保障。面積只有北京1/8的東莞，外來人口竟高達800萬。政協會議上，李稻葵碰到東莞副市長，他不得不用GDP來激勵這位地方官員，解決城市問題。
李稻葵說，東莞市要想發展，必須要把這800多萬的人口真正的市民化，為其提供基本住房，將其納入養老退休體系。這些事情做不到位，東莞市將不是一個真正的大型城市，只是工業園區。“在本屆小組的討論里，我對東莞市市長講，這篇文章做好的話，東莞市的GDP還會上漲，東莞市作為一個城市的功能將會大幅度提高。”
一方面，農民工難以分享城市福利蛋糕，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又借農民工進城之名，大興土建，無序開發。他們沒有為農民工蓋出價格合理的保障房，卻可能擠占了優良耕地，規劃出不被看好的新城。三、四線城市諸多的空城、鬼城已敲響警鐘。這些賣不出去的樓群孤零零矗立，提醒關于城鎮化的擔憂并非多余。李稻葵提醒，地方政府的思路應該改變，不能再靠賣地掙錢了。
劉太格：城鎮化需完善遠期規劃
近日，“新加坡規劃之父”劉太格直言，中國的市領導有一個共同問題，就是著急趕項目、趕規劃，往往規劃城市發展的年限太短。1969年他回到新加坡加入建屋發展局工作的時候，參與規劃的新加坡城市發展的年限是一百年。而根據中國目前比較穩定的人口增長速率來測算，中國城市發展的規劃年限應該要達到50至60年，甚至是70年，才是合理的遠期規劃。
他還表示，城市化的背后有很多工作是看不見的，規劃要做得合理，基礎設施要做得到位，人民的生活、教育、就業的機會要制造出來，只有在這些先決條件解決的基礎上才能談如何塑造城市的形象。劉太格認為中國的城市管理者往往不理解什么是合理的城市規劃，過分注重形象工程。不管是大城市還是小城市到處都是環線，盲目講求壯大、雄偉、氣派。
“城市的發展需要考慮更多人的因素。”劉太格說，新加坡的公共組屋政策一直以來都是世界上解決中低收入人群住房問題的樣板。新加坡的公共住宅政策是城市發展“公開的秘密武器”。每一個到達新加坡的人都可以看到它對新加坡的卓越貢獻，但是秘密就在于它背后的系統性城市規劃設計。
崔永元：城鎮化，我們的城市準備好了沒有
央視名嘴、全國政協委員崔永元談及今年的主要提案說，他繼續關注農民工問題。崔永元說，農民工人數龐大，3個億，被稱為城市新工人。今年我們又要搞城鎮化，這意味著農民工群體會更加龐大，也意味著會出現更多問題。“我的問題是，‘城鎮化，我們的城市準備好了沒有？’”
“比如有人在討論要給農民工改名，說農民工涉嫌歧視。其實我覺得叫什么都無所謂，關鍵是我們城市對農民工的基本保障有沒有做到”。為推動解決農民工融入城市的問題，崔永元實地調研過朝陽區。他介紹，朝陽區60%的教育資源都用于外來務工人員子女，但結論是：“還是不夠”。城市的不斷發展，吸收了越來越多的農民工，“可我覺得，城市真的沒有做好準備。”
任玉嶺：副省級以上城市應接納外來人口
國務院參事任玉嶺近日表示，中國大城市的容積率要比很多國際大城市低得多。日本東京的面積只有上海的1/3，而東京人口是上海的2/3。
任玉嶺認為，中國城鎮化的推進，關鍵是要解決副省級以上特大城市接納外來人口問題。北京、上海外來人口均在700萬左右，其中絕對多數是家在農村的大學畢業生和各行各業的農民工。由于副省級城市不接納農民工和農村入城的大學生，導致了中國城市化水平實際僅有35%。同時，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生中，80%是農民工子女。這意味著我國城市化不僅沒有推進，而且明顯倒退了。
他直言，副省級城市不接納農民工的理由是城市太大太擁擠。其實，中國大城市的容積率要比很多國際大城市低得多。日本、韓國城市容積率是2，我國香港地區1.6，大陸僅為0.5，上海被認為是中國最擁擠的城市，現在容積率才0.8。日本東京的面積只有上海的1/3，而東京人口是上海的2/3。要推進城鎮化、解決農民變市民的問題，一定要讓副省級以上城市帶頭接納農民工。要堅決改革戶籍制度。
劉永好：沒有民營經濟的發展，城鎮化是空談
“發展好民營經濟與實現城鎮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全國人大代表劉永好說：“歸根到底，民營經濟發展逐步壯大為城鎮化奠定基礎，沒有民營經濟的蓬勃發展，城鎮化是很難做到的，甚至是空談。民營經濟包括小微企業的發展，他們是城鎮的細胞。”
劉永好認為：第一，城鎮化不是城里人到農村去就叫城鎮化，而是農民自身搞城鎮化。
第二，城鎮化一定要在農民收入倍增的情況下進行，只有農民收入不斷提升，才能夠實現城鎮化。第三，城鎮化里面可以引入新的概念，即養老群體參與農村城鎮化建設。
劉永好認為城鎮化的主體是農民，“怎么樣幫助這些農民朋友？當然政府對基礎設施的投資是必須的，但更重要的是怎么樣調動民營企業的參與，包括農業的民營企業，他們怎么樣參與到城鎮化里面，我覺得這才對國家有真正的好處。”
城鎮化推動過程中將面臨許多問題，在劉永好看來，一是資金的來源問題；二是規劃的到位問題。“我們怎么樣幫助農民提升收入？農民收入不提升，城鎮化根本談不上。在城鎮里面一定要有收入的來源，這是最根本的。收入的來源就是說要做小型的農場，要做合作經濟組織的一員，要搞農業食品產業，要做服務業，還有發展民營經濟。”
王石：中國樓市泡沫很危險，甚至是災難
據報道，CBS做了一期報道認為中國的房地產泡沫的訪談，該訪談邀請到SOHO 中國的總裁張欣和萬科總裁王石。報道中表示，中國快速增長的經濟和不斷增長的中產階級在地產的大規模投資所催生的房地產泡沫可能即將破滅，CBS將其形容為史上最大的房地產泡沫。萬科主席在接受采訪時被問及中國的房屋是否過于昂貴時，王石只是回答道：是的。當主持人提到上海的普通居民買房需要支付的房款可能是其年薪的45倍以上，王石表示實際比例甚至更高，這是一個泡沫，非常危險，甚至是個“災難”。王石在節目中也表示：“我相信最高領導層有智慧來解決這點。”
SOHO中國總裁張欣在采訪中表示中國的住宅地產投資已經走到終點。張欣表示，她預期北京和上海的優質商業物業市場將繼續增長，但是住宅物業市場則是另外一回事。她表示：“我的觀點是中國住宅物業市場確實已經窮途末路。”
朱鼎健：城鎮化將會解決許多社會問題
就樓市調控不斷加碼，其中被熱議的房產稅將擴容這一熱點，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峻豪集團主席、觀瀾湖集團主席兼行政總裁朱鼎健表示，社會要穩定，不僅僅是GDP的增長，還包括解決民生問題。出臺房產稅可以抑制投機行為，保障人們住房的權益。事實上，國外的房產稅會更高，而且不同的社會背景下有不一樣的應對政策，在這方面，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現在這種條件下，剛需群體的利益如何得到最大化保證？“其實城鎮化概念就解決了這樣的問題，大家不需要都擠在城市里，而且城市里的土地、基礎建設和配套都已經飽和了。”朱鼎健認為，可以通過把城市周圍的片區進行開發，創造出新的區域，引入新的投資，對人口進行分流，在這個過程中許多社會問題都會找到解決的辦法。
此外，對于內地推出的針對房地產行業新政，朱鼎健認為“時機恰到好處”。“因為現在大家都沒有感受到泡沫，同時現在價格也沒有出現大起大落，在很多城市，住房的存量還很多。這個時候出臺新政，一方面可以持續抑制投機，另一方面加大保障性住房的供應量，從而實現市場穩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