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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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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學術研究到執政實踐，有關“城鎮化”的思考一直是他的關注點之一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周范才、實習生王玉寧 | 北京報道
3月5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山東代表團參加審議時，再一次提到了要“同步推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統籌城鄉協調發展，形成經濟發展新格局”。
據新華社報道，李克強在發言中表示，“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相輔相成，是新型四化的必然要求。要順應農村富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大趨勢，在增強城鎮承載能力的同時，提高農村勞動生產率，使農民工在城里安居樂業，使現代農業得到更大發展，實現良性互動。”
這應是李克強在2013年兩會開幕之后，有關“城鎮化”的最新一次表態。正是因為中央高層的一再倡導，“城鎮化”一詞已在過去一段時間內成為各級官員和輿論關注的熱點。
本刊記者梳理李克強的從政經歷發現，從學術研究到執政實踐，有關“城鎮化”的思考一直是他的關注點之一。
“人的城鎮化”
在此次兩會召開之前，輿論已在熱議“城鎮化”---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強調的“新型城鎮化”，與以往的城鎮化有何區別？
2013年新年過后不久，李克強到國家糧食局科學研究院考察時，首次明確表示：“推進城鎮化，核心是人的城鎮化，關鍵是提高城鎮化質量，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農民。”
李克強說，要走集約、節能、生態的新路子，著力提高內在承載力，不能人為“造城”，要實現產業發展和城鎮建設融合，讓農民工逐步融入城鎮。要為農業現代化創造條件、提供市場，實現新型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相輔相成。
此后，以“人的城鎮化”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成為媒體報道熱點。
事實上，這不是李克強第一次強調城鎮化的目的在于“造福百姓和富裕農民”。2012年11月，他在會見世界銀行行長金墉時明確指出：“我們推進城鎮化，是要走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的路子，要保證糧食安全。”
對于有著13億人口的大國而言，保證糧食安全無疑關系重大。2012年9月7日，李克強在中組部、國家行政學院和國家發改委聯合舉辦的省部級領導干部推進城鎮化建設研討班學員座談會上講話時表示：保障糧食安全是城鎮化發展的基礎。我國的城鎮化，是與工業化、農業現代化協調推進的城鎮化。作為一個人口大國，任何時候都要立足自己解決糧食問題，始終繃緊糧食安全這根弦，這是治國安邦的頭等大事，也是農業現代化建設的首要任務。
李克強除了強調城鎮化要以保證糧食安全為基礎、以“人的城鎮化”為核心之外，對推進城鎮化需要破解的問題也多有具體闡述。
2012年4月，李克強在《求是》雜志刊文談及城鎮化需要破解的深層次矛盾，包括圍繞城鎮化發展中面臨的發展方式轉變和結構調整、土地節約集約利用、戶籍和社會管理、資源支撐和生態環保等問題。
全國人大代表、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蔡繼明對《瞭望東方周刊》記者表示，上述問題的妥善化解，決定著未來新型城鎮化能否成功。
對于推進城鎮化的意義，李克強多次在不同場合表示，這是擴大內需的潛力所在。
2012年7月，李克強在武漢聽取湖北省負責人關于發展長江中游城市集群建議的匯報時說，城鎮化是內需最大的潛力所在，是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依托。
2011年12月15日，李克強在全國發展和改革工作座談會上講話時表示，“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在于城鎮化。農村還有相當數量的富余勞動力，城鎮化蘊涵的內需潛力巨大。”
2010年6月24日，李克強在上海會見市委書記市長“城市化與城市現代化”專題培訓班全體學員時表示，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最大的內需在城鎮化，促進發展最大的潛力也在城鎮化。我國城鎮化提升的空間還很大，推進城鎮化必將有效拉動市場需求，顯著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2009年12月，正值我國經濟依然面臨國際金融危機考驗時，李克強在廣東考察時強調，把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作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擴大國內需求和調整經濟結構的重要抓手，為經濟長期平穩較快發展開拓新空間，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增添新動力。
碩士論文首提“城市化”
據此前新華社發布的“中共高層新陣容”人物特稿介紹，盡管李克強當時已身居要職，仍先后攻讀北大經濟學碩士、博士學位。
李克強的碩士論文《農村工業化：結構轉換中的選擇》，被老師厲以寧編入《走向繁榮的戰略選擇》一書。
本刊記者翻閱這篇論文發現，李克強分析了我國建國后到70年代末的工業化發展歷程后認為，這20多年工業化程度的提高是犧牲農業實現的，或者說采用了農業向工業增長支付費用的方式。這使得農民的負擔過重；農村不僅被排斥在工業化進程之外，而且城市與農村的差距擴大。
作者在文章中寫道：如果說這種工業化的方式在工業增長方面是成功的話，那么在帶動農村經濟的變革和國民經濟的整體改造方面卻是失敗的。
文章進而分析，隨著我國80年代初鄉鎮企業的崛起，使得傳統的城鄉二元結構發生歷史性的變革，呈現出以農村工業部門為代表的近代工業系統和農業系統、現代工業系統并存的“三元結構”。
在這篇論文中，李克強已經多次提到“城市化”的概念。他分析“城市化”的意義時認為，實現結構轉換的最根本問題之一，在于占我國人口80%的農村居民的現代化。如果沒有人口不斷地較大規模地向城市轉移，農村工業部門效率低下、技術落后、信息閉塞的特征就不可能根本改變。這就需要根據農村工業部門趨向于集中分布的產業特點，因勢利導，使農村人口順乎自然地向小城鎮集中，并不失時機地進行交通運輸等設施的建設，逐步發展為中小城市。
隨后，李克強獲得孫冶方經濟科學獎論文獎的《論我國經濟的三元結構》，對于“城市化”的分析更進一步：城市化的實現可以看作是三元結構轉換成為一元結構的最終標志。但在中國的特定條件下， 城市化的滯后發展又是不可避免的， 這是因為城市化的費用高昂和農村人口的絕對數量過大。
李克強注意到了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關系。他寫到：“城市化的逐步推進及其所促進的農村工業部門自身產業結構的變化，從根本上說有利于我國農村工業化從‘數量型’過渡到‘質量型’。”
“農業大省”的城鎮化沖擊
1998年6月，在團中央工作15年的李克強調任河南，先后擔任河南省省長、省委書記，一干就是7年。
河南是全國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也是傳統的“農業大省”。資料顯示，當年河南的城鎮化率為20.8%，僅高于西藏，在全國排名倒數第二。據新華社發布的李克強“人物特稿”記錄，赴任河南后不久，李克強結合研究制定河南省“十五”計劃，果斷地提出了加快城鎮化是農業大省跨域發展的必由之路、要把城鎮化作為河南經濟社會發展重大戰略舉措的指導思想。
對于一貫以農業立省的河南來說，城鎮化無疑尚屬新鮮事物。媒體報道稱，這在當時的河南政壇無異于一場強沖擊波，首先就是思想認識的更新。為此，李克強親自組織了一次次調研和座談會，不厭其煩地講述要富裕農民就必須減少農民的道理，講述農業的基礎要鞏固、要提升，就必須推進農業的規模化、產業化、集約化，而要做到這一切，只有靠城鎮化的發展才能實現。
據新華社報道，1999年底，在河南省政府召開的小城鎮建設工作會議上，李克強致信說，“迫切需要通過加快小城鎮建設促進農村市場與城市市場、農村消費與城市消費的進一步連接和統一，從而擴大內需，啟動市場，推動經濟增長”。
2000年底，李克強在親自主持制定河南省“十五”計劃時，明確提出了“區域中心城市、中小城市和小城鎮三頭并進”的城鎮化發展戰略。為此，他還親自選定了河南26個中小城市、115個重點鎮和中原城市群作為突破口；同時，還就加快推動戶籍管理制度、土地管理制度和行政區劃調整等相關配套改革，全面加強城鎮基礎設施建設提出了明確的要求。
2003年，李克強正式提出“中原崛起”的構想并付諸實踐，一時受到輿論的廣泛關注，為河南發展奠定了全新的基礎和發展前景。與此同時，“中原城市群”伴隨著“中原崛起”構想而提出并開始發力。
一篇刊登于2003年23期“城市規劃通訊”上的文章說，河南省長李克強提出要加快以鄭州為中心，以洛陽、開封為重要支撐的中原城市群建設，發揮中原城市群在實施“東引西進”戰略措施中的獨特作用。同時，要在豫南豫北豫東豫西等區域有重點地發展若干區域性中心城市，帶動區域經濟的發展，還要選擇若干有潛力、條件好的縣城，扶持其加快發展，形成突破縣域經濟范圍的、具有一定區域性帶動作用的中心城市，逐步形成符合河南省情的城市體系和城鎮化格局。
這期間，《河南省“十一五”城鎮化發展戰略》的出臺，進一步明確了“中原城市群”的概念。由此，“中原城市群”開始在全國叫響。2006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關于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的若干意見》中明確提出，“以中原城市群等為重點，形成支撐經濟發展和人口集聚的城市群，帶動周邊地區發展”。顯然，這是中央對河南這一戰略決策的充分肯定。
2003年11月，李克強在接受《望》新聞周刊專訪時介紹，河南的發展目標是到2020年，非農業勞動力占到60%以上，城市人口要翻一番，非農勞動力與農業勞動力的比例要倒過來，使河南真正由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
李克強說，實現中原崛起的基本途徑簡稱為“三化”，即加快工業化、城鎮化、推進農業現代化。在談及推進城鎮化的意義時，李克強認為，從河南的實際情況看，只有把大量的農村人口、農業人口轉移到城鎮和非農產業，才能真正提高全社會勞動生產率，才能實現“三化”，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
李克強在河南推進城鎮化戰略時，認識到打造區域性中心城市的重要。這一任務自然落在省會鄭州的身上。在李克強的推動下，2001年鄭東新區建設正式啟動。據有關媒體報道，當時李克強對鄭東新區的建設傾注了大量心血，親自選址，親自推動規劃工作，親自布局交通、城市基礎設施和公共設施等重大項目，親自籌劃建設融資。
2009年6月，在離開河南4年半后，李克強到河南考察時說，“鄭東新區的建設，不僅對全省城市建設起到重要的示范作用，也向世人展示了河南的新發展、新形象。洛陽新區、開封新區的發展也欣欣向榮。城市新區建設的實踐證明，在河南這樣一個近1億人口的農業大省，通過統籌城鄉和區域，發展的前景十分廣闊。”
如今，河南早已不再是單一的“農業大省”，2012年底城鎮化率達到42.4%，2000年以來，年均提高1.57個百分點。
提高遼寧的縣域城市化水平
2004年底，李克強調任我國老工業基地之一的遼寧出任省委書記。
與河南不同，因為工業化的良好基礎，遼寧省早就有著較高的城鎮化水平。沈陽大學經濟學院李文發表于2007年6月的一篇論文《遼寧農村城鎮化發展思路研究》記載，早在1990年，遼寧省城鎮化率就達到50.56%。
不過，遼寧作為傳統的老工業基地，當時正面臨著極為困難的境地，大量國企破產，工人下崗。上述論文記載，在李克強赴任遼寧前的2003年底，遼寧的城鎮化率仍為55%，13年間增長了不到5個百分點。
面對國企破產導致大量工人下崗，很多百姓生活在棚戶區的窘境，李克強到任不久即開始關注棚戶區改造工作，他廣為人知的“萬事民為先”的執政理念，也在棚戶區改造工作中突出體現。
在同步推進棚戶區改造，加快城市建設的同時，李克強也強調城鎮化對遼寧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意義。稍有區別的是，與河南缺乏區域性中心城市不同，遼寧城鎮化更為突出的問題是提高縣域城市化水平。
2006年3月，李克強在遼寧省法庫縣等地考察時，提出要堅持以工業化為主導、以城鎮化為支撐、以農業現代化為基礎，發展壯大縣域經濟。李克強提出的具體方針是：要充分發揮中心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堅持以工促農、以城帶鄉，使中心城市和縣域經濟、城市經濟和農村經濟發展形成良性互動的局面；要大力實施工業強縣戰略，依據比較優勢確定縣域經濟主導產業，建設縣域工業園區，不斷提高產業集中度，形成聚集效應和專業特色；要推進農村城鎮化進程，大力培育農村市場，改善農村消費環境，積極發展農村第三產業，促進農村人口、生產要素集聚，大規模轉移農村勞動力。
這年10月，中共遼寧省第十次代表大會召開，李克強在報告中明確提出，要積極穩妥地推進城鎮化建設，提高縣域城市化水平，重點建設縣城和一批中心鎮，促進農村勞動力戰略性轉移。不斷壯大縣城和小城鎮經濟，發展具有地方優勢和特色的工業，大力發展服務業。逐步完善城鎮功能，發揮農村區域性經濟文化中心作用。
與此同時，李克強在推動建設遼寧中部城市群經濟區、遼東半島沿海經濟區、遼西沿海經濟區等工作上，也為遼寧的城鎮化注入了新的發展活力。在2007年秋天，李克強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時，遼寧省的城鎮化率已經達到58%，成為全國城鎮化水平較高的省份。
李克強：民之所望，施政所向
--- 新任總理記者會全觀察
李克強是怎樣的改革者？作為出生于新中國、受益于改革開放的一代政治家，作為總理，他的改革態度、改革思路、改革決心，關系著中國水深流急的改革未來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程瑛、盧垚 | 北京報道
“再深的水我們也得，因為別無選擇，它關乎國家的命運、民族的前途。這需要勇氣、智慧、韌性。”沉重的語言，沉穩的神情，沉著的手勢，從北京人民大會堂金色大廳傳遍全球。
掌舵中國經濟大船的李克強，是怎樣的改革者？
如果說十八大剛剛落幕后，他對于“改革是最大紅利”的表述是“向外界釋放改革信號”，那么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結束后的記者會上，作為新任總理在世界面前亮相的他，顯然將改革思路進一步聚焦---民富優先、放權市場。
107分鐘，11次提問，媒體給新總理計數：29次提到“改革”。而一直坦誠微笑著的李克強則未必刻意為之。他更強調“以民之所望為施政所向”，他如同宣誓一般地鄭重承諾：要努力實現“人民對未來生活的期盼”，而非“人民并不滿意的增長”。
英國《金融時報》評價說，李克強聚焦于經濟領域，議程更加具體，態度更為現實，他強調了自己最關注的主題之一：推進更深層次的市場化改革。
在桌子未鋪臺布、不見鮮花綠植的記者會現場，李克強在開場白中誓言要忠誠于憲法，忠實于人民，他治下的政府將敬畏法律、敬重人民，敢于擔當、勇于作為。
語速快、手勢多，反應敏銳，笑談質疑，句句到位，理性果斷，還不時與記者幽默互動---新總理首次亮相兩會記者會的表現，被諸多媒體詳盡描寫。
新加坡《聯合早報》評論說，李克強用樸實無華卻直指問題核心的專業回應，向外界宣示他領導的政府將務實解決中國面臨的一系列發展難題。
“要讓人民過上好日子，政府就要過緊日子”；
“改革貴在行動，喊破嗓子不如甩開膀子”；
“觸動利益比觸及靈魂還難，但再深的水我們也得”；
要把“錯裝在政府身上的手換成市場的手”；
要使保障基本民生的安全網“網底不破”；
這些淺顯生動的表述，既為公眾所樂見，更將新一屆政府的改革意志和路徑直白呈現。
中共中央黨校周為民教授對本刊記者分析說，中國改革走過30多年，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有兩個關鍵點：一是真心誠意地堅持富民目標，二是遵從市場經濟的邏輯。新一屆領導層方向感清晰，提出的改革大思路正與此吻合，對黨內外強烈的改革期待做出了堅決、鮮明的回應。
“它是漸進式的改革，也是不停步的改革”
改革進入“啃骨頭”、“險灘”階段，社會早有共識。人們期待著新總理拿出一套振奮人心的舉措。
總理的回答讓人看到了睿智、務實的抉擇。
李克強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要“打造中國經濟的升級版”，而這必然需要以“改革的升級版”來支撐。
在出席不同領域的改革研討會議時，李克強曾反復提及改革的最終目的---讓廣大人民受益，“我們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讓人民受益”。
“富民”，被認為是30多年前中國于艱困危局中選擇改革的初衷，也是最具動員力量的改革目標。分析認為，任何偏離這一總目標的改革，都會出現對改革支持度的降低。
周為民說，過去有些舉措讓外界感到像是從政府財政目的出發，或是甩包袱，或是集中于一味增加財政收入，這些措施對實現富民目標尚有距離，導致積累了一些問題與不滿。“民富然后國富，社會強然后國強，離開了民富的國富是沒有根基的。”
他認為，李克強總理講“行大道、民為本、利天下”，再次明確了改革的富民目標---從有利于增進人民福祉的角度考慮改革措施，通過改革為民眾自主創造、積累、支配財富提供條件。
“過去幾年我們講加強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這樣講很好，但是還不夠，經濟建設首先就要突出改善民生這個重點，而不止是社會建設的問題。”周為民說，如果經濟建設只強調GDP，就是總理講的“換取了人民并不滿意的增長”。
“我們要通過公平競爭，讓權利、機會、規則平等，讓老百姓通過自己的合法努力獲得應有的收益。”李克強在提出“改革紅利”的那次會議上，為經濟建設中的富民路線圖勾畫輪廓---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
一俟民眾能沿著上述路線圖自由創造財富，政府的保障重點就更簡明而清晰，如李克強面對記者所言：補齊短板，“兜住網底”。
2012年12月，李克強在會見美國前總統吉米。卡特時，回憶起自己的“村官”經歷：“我曾經做過農民，也當過村長。在中國改革之前，中國的農民幾乎沒有決定自己生產什么、向市場提供什么的自由。”“我當村長的時候，每天早上要指揮每一個生產隊甚至是每一個農民，你干什么、他干什么。現在我們的村委會主任沒這個權力。”
他告訴卡特，不能僅僅看到中國經濟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更要看到中國在“尊重和調動人的積極性”方面取得的內在成就。
而這種歸于人民、歸于人心的“內在成就”，正是李克強一再強調的“改革紅利”的核心本質。
與強調人民利益并列，市場化是李克強改革思路的另一翼。他多次在不同場合重申，要推進市場化的體制改革，使要素流動跟著市場規律走，給社會騰出更多流動空間，因為“市場力量是行政力量難以替代的”。
在這次的記者會上，他更是直陳要將“錯裝在政府身上的手換成市場的手”。
周為民分析說，富民優先和遵從市場邏輯，這兩點是統一的。“所謂市場經濟無非就是民眾自主的經濟，就是民眾自主創造財富的過程。”深化市場化改革，關鍵就是要為民間經濟的發展壯大提供足夠的條件。
對于中國經濟社會目前備受詬病的壟斷壁壘、收入差距鴻溝、就學就醫住房難等問題，主流的意見是病灶不在于市場機制，而在于很多非市場的因素、反市場的因素。市場經濟反對特權，如馬克思所言，“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而行政權力、壟斷、特權支配社會資源的方式仍在相當程度上起作用，尋租腐敗因此而生。
李克強對于深化市場化改革的堅持，被評價為切中肯綮。
他曾經說，中國改革是漸進式的、累積式的，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也不能踟躕不前，繞著矛盾走。
而改革走入深水區，那些之前未有觸及的關鍵環節、重點領域，那些“硬骨頭”，已經避無可避。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人們將新一屆領導層操盤的改革，稱為“3.0版”。
很少感性表達的李克強，在記者會上提及自己是在田頭鋤地時得到被大學錄取的消息，從此與億萬人一起，在改革開放中經歷命運轉折。
起于隴畝，對于改革的民富初衷有切身感受；多年研習經濟，加之執政實踐，對于市場化路徑也深有感悟。由此，評論對于李克強堅持民富優先、遵從市場邏輯的改革大思路，表達了樂觀與信心，期待他主掌的行政體系，能夠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堅持改革的基本精神，并貫徹到底。
“它是漸進式的改革，也是不停步的改革。”對于中國的改革現實，李克強曾這樣說。
“這是削權，是自我革命”
一句“壯士斷腕”、“說到做到”，讓人頓感一位大國總理的果敢和勇氣。
如果列舉李克強記者會上那些讓人眼前一亮的數字，行政審批事項的削減額度必居其一。新總理承諾，國務院各部門目前的1700多項行政審批事項，本屆政府將削減三分之一以上。
啟動已十余年的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被形容為“虎口拔牙”。
2002年時，新華社消息說，據國務院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初步統計，國務院各部門共清理出審批項目4159項。其后，到10年后的2012年，六批共取消行政審批項目2016項，調整超過440項。
2012年10月，《國務院關于第六批取消和調整行政審批項目的決定》中，“兩個凡是”被廣泛傳播：“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能夠自主決定，市場競爭機制能夠有效調節，行業組織或者中介機構能夠自律管理的事項，政府都要退出。凡可以采用事后監管和間接管理方式的事項，一律不設前置審批。”
十八屆二中全會通過的《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在名稱上將“機構職能轉變”與“機構改革”并列，這種異于以往的提法引起分析者關注。
如李克強所言，改革行政審批制度是轉變政府職能的抓手，“機構改革不易，轉變職能更難”。因為轉變職能不是“物理整合”，而是一種“化學反應”，須厘清和理順政府與市場、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市場能辦的，多放給市場；社會可以做好的，就交給社會；政府管住、管好它應該管的事。”
此前李克強曾說，問題千頭萬緒，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抓住牽一發動全身的改革突破口，不僅可能事半功倍，甚至可能是十倍、二十倍。而這種突破口也有規律可循，即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經濟領域要更多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社會領域要更好地利用社會的力量，包括社會組織的力量，把應該由市場和社會發揮作用的交給市場和社會。這也是改革的方向。”他說。
官方數據顯示，行政審批取消調整比例已達69.3%，但李克強在調研中深深體會到社會感受仍是“辦個事、創個業要蓋幾十個公章”，他直言群眾“惱火得很”。
這是因為經過大量削減之后，剩下的都是相對含金量更高、改革難度更大的權力，比如壟斷行業的市場準入、放開競爭、政府對要素市場的干預等。
一邊是大力削減，另一邊是約束乏力的增量。2003年頒布行政許可法時，對行政許可行為作過梳理，找到諸如許可、審批、核準、備案、登記等90多個名稱。但行政許可法出臺不久，就出現了“非許可審批”、“備案制”、“核準制”等提法。對于增量部分，尚無專門的控制機制。
李克強下決心要面對的，正是所有行政審批手續中最后沉淀下來的含金量較高的部分，同時，也面臨如何建立有效的約束機制的問題。
據其他國家經驗，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如能見實效，則能促動資源的有效配置，對拉動GDP會有直接且顯著的效果。同時，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壓力和倒逼機制，也使這一“虎口拔牙”之舉成為“自古華山一條路”。
面對舍此別無他途的政府職能轉變，李克強對于其艱難有思想準備，對于可能遭逢的阻滯也有警覺：“這是削權，是自我革命，會很痛，甚至有割腕的感覺，但這是發展的需要，是人民的愿望。我們要有壯士斷腕的決心，言出必行，說到做到，決不明放暗不放、避重就輕，更不能搞變相游戲。”
越是艱難的改革，越是需要操盤者以公信力獲得民眾的支持。
在新總理的記者會上，李克強決心以“簡樸政府”取信于民，并就此與公眾“約法三章”：本屆政府任期內，一是政府性的樓堂館所一律不得新建；二是財政供養的人員只減不增；三是公費接待、公費出國、公費購車只減不增。
他同時向地方政府喊話：中央政府要帶頭做起，一級做給一級看。
李克強提到1~2月份的財政報告，中央財政收入增幅只有1.6%，他提醒各級政府，“緊日子”已劈面而來：“未來財政收入再保持高速增長的態勢不大可能了。”
中國政府的財政收入20余年保持兩位數增速，高點曾達25%。而在可見的將來，隨著經濟大勢的變化，財稅體制的改革，以及中央與地方關系的調整，財政收入增速與經濟增速同步，被認為更現實。而民生支出是剛性的，不能減，只能增，因此政府開支必然削減。
媒體評論說，李克強的“約法三章”是一份“通往民心的契約”。再過一段時間，從中央部門到地方政府將向人大作相關報告，能否做到“約法三章”將一目了然，對那些不能兌現承諾的政府部門，希望問責能跟上。
不僅拉動內需，更要拉動改革
高回報往往意味著高風險。中國經濟事務的操盤手，他帶給國民哪些信心？他的自信又源自哪里？
新總理記者會上回答的11個問題中，新華社記者關于“城鎮化”的提問被公評質量最高：政府主動力推是否有違市場化規律？失地農民會否成為城市貧民？
對于城鎮化，批評和質疑從未停歇：會不會“城鎮神化”？是否變成新一輪的投資大躍進，出現新的圈地運動，重走投資驅動的老路？會不會造成農村空心、城市糟心？農民的土地會不會被“掠奪”？城市化是結果還是政策手段？政府干預是否適當？是否有足夠的資金支持？
在求學生涯即對城市化問題有專門研究、力倡新型城鎮化的李克強說，這些議論我大都聽到了，也很關注。
面對疑慮，李克強繼續強調富民與市場化改革思路：其一，城鎮化的直接作用是富裕農民、造福人民；其二，城鎮化將帶動系統化的改革。
回溯李克強早年的學術研究及在地方和中央的執政實踐，城鎮化被視作彌合中國城鄉二元對立、解決三農問題、避免拉美道路的現實選擇。而當中國改革行至此時，城鎮化則具備了李克強所說的“牽一發動全身”的改革突破口特征。
有分析者認為，新型城鎮化是推動中國經濟進一步實施改革的總抓手、主命題。這一大手筆，不僅將在未來十年拉動40萬億投資，更將拉動硬碰硬的制度改革。
常年跟蹤中國政治問題的學者鄭永年說，此前以簡單城市擴張、圈地為特征的城市化，大多聚焦于城市化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而少談甚至不談城市體制改革問題；不是通過體制改革獲取紅利，而是通過城市發展獲取紅利；既不關心農村人口如何有效整合進城市，也不關心農村居民生活的改善。單方面的城市化必然會導致無窮的問題，一些地方以行政手段消滅農村的辦法來加快城市化，后患無窮。
新型城鎮化之“新”，正是在以上“被城市化”和“城市病”的背景中凸顯。
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中心研究員易鵬撰文分析說，城鎮化只能說是中國最大的內需潛力所在，而不是內需所在，要想從內需潛力變成真正的內需，必須借助改革。城鎮化的內需潛力，必須與制度改革的紅利疊加，才可能煥發出中國經濟繼續前行的動力。
強調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必然要在戶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方面尋求改革突破。
易鵬預期，這兩方面改革將帶動更多配套改革：
農民要轉化為市民分享均等的公共服務，需要大量資金，而若提高農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占比，必然影響政府財政收入，此消彼長，可能加速現有財稅稅種設置的改革，加速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利益分配機制的改革，也會加速國有資產新一輪股份化改革，加大對金融創新的改革力度。
要實現城鎮化中大中小城市的合理布局，不讓資源只聚集于北、上、廣，建設更多城市群，則需通過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如要推動產業對城鎮化的支撐作用，必定會鼓勵更多人創業，則需敞開民營經濟進入領域等等。
目前，這些預期中的改革已現端倪，比如土地制度改革，十八大報告首次明確提出，要依法維護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改革征地制度，提高農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
李克強在記者會上也表示，要敢于直面城鄉、區域這兩個最大的差距，直面8億多農民和5億市民之間的涉及人口最多的城鄉差距，逐步使其縮小。推動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逐漸實現醫療、養老保險異地報銷、異地接續，以便于勞動力流動。
他特別提到了“促進社會的縱向流動”，表示將逐步提高高等院校中農村學生的比例。
對于推動民營資本順利有效地進入金融、能源、鐵路等領域，李克強在記者會上也有表述。而此前，在擴大營業稅改增值稅試點工作座談會上，他也談及相關問題。
中國有中小企業1000多萬家，占企業總數95%以上，創造了全國50%的稅收和80%的城鎮就業。聽到參與試點的小規模納稅人全部實現了減負，減稅幅度平均達到40%，李克強指出，中國經濟發展既需要“頂天立地”的具有支柱作用的大企業，也需要“鋪天蓋地”的富有增長活力的中小企業。
在另一次會議上，他鼓勵各地要充分調動全社會的投資。“已經規劃好的項目，總量把握好，有些就可以讓地方自己決定。同時，在投資過程中，既要公開招投標，也要引入民營資本。”
“現在看來，民營投資受到的約束仍然很大。如果把這些所謂的‘彈簧門’卸掉，把‘玻璃門’打碎，那投資的潛力還是相當巨大的。”李克強說。
主政遼寧時李克強曾表示“砸鍋賣鐵”也要推行的棚戶區改造，如今也成為城鎮化棋局中的重要一步。“不能一邊是高樓林立，一邊是棚戶連片。”李克強表示，本屆政府下決心要再改造1000萬戶以上各類棚戶區，解決城市內部二元結構，并降低城鎮化的門檻。
此前有專家分析，只重圈地的城市化，對于農村和農業的忽視隱患極大。李克強特別談到，新型城鎮化必須和農業現代化相輔相成，要保障糧食安全，保護農民利益。
李克強多次表示要促進社會公正，清理有礙社會公正的規則，而且要使“明規則”戰勝“潛規則”。這個“明規則”，被評論者解讀為法制。
法律專業出身者眾多的新一屆中央領導層，對于依法治國、依憲治國多有申明。這一點，被認為給新政風帶來長足的底氣。
作為出生于新中國、受益于改革開放的一代政治家，李克強的改革態度、改革思路、改革決心，關系著中國水深流急的改革未來；作為“破解復雜問題的高手”，李克強睿智的分析、務實的選擇、自信的魄力，激勵著各界對實現“中國夢”的信心。對于他多次宣示的富民優先和遵從市場規律的大思路，人們期待各級政府應隨之拿出更多實際舉措，因為“喊破嗓子不如甩開膀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