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農民工 被農村和城市雙重邊緣化?
時間：2010-03-09 09:29:09
來源：中國報道雜志
一個“80后”農民工的打工路
由于學習成績不好，家在河南省周口市南徐村的徐永初中畢業后就開始外出打工。1999年年初，19歲的徐永通過朋友介紹來到北京，在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做了一名協警，這個1980年出生的“80后”的主要工作是協助反扒。
剛開始工作，徐永感到高興，因為這份工作管吃管住，每月還有500元的收入。工作中，徐永曾因抓獲小偷而得到過獎勵，可一段時間之后，年青的徐永漸漸感到迷茫。“一是覺得這份工作的目的不對，很多小偷都是重復當扒手，抓住后罰點錢就放了，回去接著偷；二是感到做這工作是吃青春飯，沒有前途，我們始終介入不到上一個層面事。”
1999年年底，徐永辭去了工作，回老家結了婚。雖然有了自己的家，但這并不能禁錮住年輕人對城市生活的向往。“家里四口人就三畝二分地，只能出去打工掙錢，而且農村生活太單調，不像城市里這么繁華。”徐永說，“雖說在外邊打工苦點，但還是比家里好，家里雜事多，操心多，種地太累。在外面打工，下班后還可以歇著。”
結婚四個月后，徐永還是決定外出打工，而這次他選擇了先到技工學校學習縫紉技術。可是交完學費后，僅在學校培訓了半個月，徐永和其他學員就被“分配”到江蘇省丹陽市一家服裝廠打工。
“因為在技校沒學到什么技術，到了工廠人家還要再培訓，所以工資很低，還特別累。”徐永在這家服裝廠打工半年后，帶著學到的技術和總計400多元工資再一次來到了北京。這之后的七年里，徐永做過縫紉工，安裝過鋁材門窗，切割過石英石；睡過地下通道、建筑工地；看到過工友因安全防護不當而高空墜亡；遭受過職業中介的欺騙；感受過旁人的白眼。同時，各類的工作也讓徐永掌握了縫紉、木工、焊工、漆工等多門技術，用他的話講：“都是眼見的活，一干就會。”
徐永認為切割、制作石英石產生的粉塵對身體損害較大，于是在2008年，他換到一家展覽器具制作廠打工。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勞動力需求降低，徐永的這份工作按工時計算，工作一天給80元錢。徐永認為，現在的情況這份工資還可以，更主要的是“老板說話還算客氣，沒有讓我感到太壓抑”。
其實，展覽器具廠的工作還是對徐永的身體有損害。“現在我們工廠的粉塵、甲醛的濃度也是比較高的，恐怕以后會得肺病。我自己花1.5元買了個口罩戴上，雖然甲醛避不了，但對嗓子多少好一點。”徐永說，“現在時而出現幻聽，想深度睡眠也很難，總是迷迷糊糊地睡。有時候咳嗽，吐出的口水里有灰。”
作為一個“80后”的年輕人，徐永也清楚一些工作會對身體產生損害，也只知道和用工單位簽訂勞動合同能夠保障農民工的合法權益，但在農民工目前所處的社會境況下，他們不得不從事高污染、高危險的工作，不得不住在離工作地有兩三個小時車程的城郊結合部的棚戶區。
與第一代農民工不同的是，新生代農民工的權利意識更強，他們認識到自身的權利需要自己去維護。徐永希望通過媒體告訴工友們：“在平時工作中要留下一些證據，比如工資條、進場證等，最好每天能記個工表，這樣一旦發生勞動糾紛就好解決了，一些公益機構也好介入。”
2010年春節前，徐永辭去了展覽器具廠的工作，與幾個朋友合伙做一些綠植生意。“我外出打工這么多年來還沒有簽過一份勞動合同，過完年再打工，最起碼也要簽個協議，如果發生事故也好討個說法。現在很多打工者是被動的，勞動監管部門也是被動的，你不告它不究，你去舉報又沒證據。”徐永說。
雙重邊緣化
與徐永有類似打工經歷的新生代農民工數量很多，目前他們在外出打工的1億5000萬農民工里占到60%，人數約達1億。他們手上沒有久握農具留下的老繭，有的甚至已經不會種地；他們不用背負生活的重擔；他們聽著MP4，聊著手機QQ，習慣了城市生活，很難再回到依賴土地的勞作生活。
比起第一代農民工，他們受教育程度高，職業期望值高，物質和精神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他們在文化程度、人格特征、打工目的、城市認同感、生活方式、工作期望、與農村家庭的經濟聯系等方面迥然不同，因而在利益祈求上存在重大差異。他們大多數從事著現代工商業活動，有一定的現代產業技能，能夠接受現代社會理念并且按照現代產業規律從事生產和生活。有調查顯示，在新生代農民工中，有17%的農民工有技術，75%的農民工有要求進行技能培訓的欲望，僅有8%的農民工沒有考慮過。
在現行戶籍制度和社會管理方式下，新生代農民工仍然具有農村居民身份，與有城市戶口的工人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權，同工不同福利保障，不能平等地享受所在城市的公共服務。也正是因為自身勞動權益很難得到保障，新生代農民工大多是“蕩秋千”式的打工方式，就業很不穩定。可就算工作沒有保障，“80后”、“90后”新生代農民工也很少愿意留在農村，即使沒有把握，也是漫無目標地奔向城里。
對土地缺乏依戀和對城市生活的認同，讓新生代農民工不愿意回老家種地，出來打工已經不是一種臨時性的舉措，而成為一種必然的人生。他們甚至厭惡有“農”字的稱呼，認為自己就是城市中的產業工人。他們沒有被城市完全接納并享受和城里人同等的福利待遇，既無法退回農村，也沒能融入城市這個缺乏歸屬感的龐大人群，于是，他們處在了一個被農村和城市雙重邊緣化的尷尬境地。
新生代農民工為何很難融入城市生活，為何不能在城市定居下來，為何不能成為城市中的產業工人？我們過去較多地強調戶籍的藩籬是問題的癥結所在，但實際上問題并非如此簡單。
雖然近年來農民工的收入明顯提高，但分解到每個農民工的個體消費仍然十分有限。以農民工大省廣東為例，目前廣東省農民工月平均生活消費大約在500—800元之間。住宿和日常生活用品的消費，每月將近用去工資的50%；而其中，租房費用大概要耗掉工資的1/5，拖家帶口的農民工在城市租一套房，費用則至少花費一個農民工收入的30%—40%。
在城鄉二元制度的背景下，城市中二元的勞動力市場業已形成。在這個二元的勞動力市場中，勞動力的價格差是巨大的。同時，在由農民工構成的勞動力市場中，勞動力的價格幾乎是全國統一的。相對于城市的高昂生活費用來說，二元勞動力市場的工資差距是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的難以逾越的門檻，出臺新的政，策縮小兩個勞動力市場的收入差距將是新生代農民工產業工人化的實質。
新生代農民工的產業工人化
提案概要：新生代農民工既無法退回農村，也沒能融入城市這個缺乏歸屬感的龐大人群，于是，他們處在了一個被農村和城市雙重邊緣化的尷尬境地。
1、以產業一體化為手段，消除城鄉二元勞動力市場的收入差距，提高農民工群體勞動力的價格。
2、實行的流動人口“積分制”管理辦法，綜合考慮流動人口在城鎮當地的情況進行積分登記，累積達到一定積分額度即可申請享受相應水平的公共服務。
3、大力發展縣域經濟，吸納農村人口加快向小城鎮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