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次全國政協會議上,民建中央提出了推進城鎮化建設的提案。民建中央副主席辜勝阻[微博]認為,過去的城鎮化偏重于“物的城鎮化”,新型城鎮化更強調“人的城鎮化”,特別是農民工的市民化,要讓進城者有就業和創業的機會,能安居樂業,實現安居夢、創業夢和市民夢。
從偏重“物的城鎮化”到強調“人的城鎮化”,更多地把人的境況納入政府決策考量范圍,是一種積極而負責任的努力。無論從人類歷史大勢還是從中國今天的時代大勢來看,城鎮化浪潮已經正在發生,政府的積極規劃與組織,可以讓這一歷程走得更穩健。十八大報告提出的城鎮化目標是,“努力實現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 城鎮化是一個涉及眾多改革的領域,比如戶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公共服務體制改革、財稅體制改革、保障房和住房制度改革等,不過,“人的城鎮化”包含的具體內容不止于上述諸多領域,還應包括人文精神領域。
辜勝阻特別提出,在戶籍方面,城鄉之間存在60多種福利不平等,要實現人口的市民化必須推動戶籍制度改革,并享受均等的城市公共服務。的確,城鎮化要集中行政、產業和規模效應,以及健全與之相配套的政策制度,如此,城鎮化才算是有骨骼、有血肉。在具體的生活現場,居民的遷移與再聚集,必將牽動生活方式的重建。農村人口市民化過程中,原有生活方式可能發生的沿襲與變革,則可謂城鎮化須兼顧的“靈”的層面。
首先是就業問題。確定一個地方是否是城市的最重要因素并不在于其規模,而是居民的謀生手段。在城市社區,多數人不能自己種糧食,早期從事耕作的農民成為城鎮市民以后,會有更多的人轉身成為城鎮產業工人或自由商販。這一變化很可能加劇農村的空殼化:耕地的荒蕪在不少地方已經相當常見,那些無法盡快遷出農村的人口如留守兒童、婦女、老人,必將更加邊緣化。這一趨勢應當被重視。城鎮化是繼人口的數量紅利以后的最大的發展紅利,但這是對全民而言的,需要警惕的是,發展紅利不能成為少數人的“負利”。
其次,在人際關系方面,較之固定的農耕生活,城鎮居民的交往活動和人際關系日益支離破碎,工作與生活被互相分離。盡管在城鎮可以認識的人會比農村更多,但農民已經不再活在以親族關系為核心的熟人社會,被拋入陌生人社會。居民的道德和社會卷入隨之減弱,公共交往中,鄉民式的熱情將被稀釋為城鎮交往中的公共距離,被卷入城鎮化的第一代農村人口,將面臨這種人際調適的困難。
另外,在文化與精神生活領域,城鎮化也將對農村人口帶來較大影響。傳統的鄉村圍繞宗族關系聚居,祠堂的香火綿延不絕,對祖先與神都有專門的祭拜場所。這儀式由來已久,既是集體無意識的習慣,亦可視為牢固的民間信仰,對鄉民心靈被撫慰與安頓的渠道,且對鄉民的行為葆有微妙的警策。城鎮化過程將使他們遠離這類儀式感極強的精神生活。在筆者的家鄉福建,很多進城定居的人仍然要經常性地回鄉祭拜。久而久之,這種樸實的民間信仰,會不會因為城鎮化而式微甚至消亡?如何傳承這種文化,應該是文化研究領域的一個現實課題。
對于人的城鎮化,解決戶籍、社保、子女教育等公共服務問題是很緊要的,這是日常生活現實層面的考量。同時,人的境況還涉及生活方式,包括謀生條件和機會、人際交往以及人的文化生活與精神狀況等。兼顧生活方式的細節變遷,因勢而利導之,城鎮化的規劃與推進方能全面而妥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