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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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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要重溫這么個主題？因為“一化三基”是湖南省多年來經濟發展的戰略口號和施政綱要，以后雖有些許變化，但基本理念依然。所以，從理論與實踐、歷史與現實的結合上把它進一步辨析，對湖南經濟的決策參考，可能有些思考意義。
湖南的“一化三基”，是有它特定內涵的。所謂“一化”，是指工業化。所謂“三基”，是指基礎設施、基礎產業、基礎工作。我一直覺得，把“一化”定義為“工業化”過于牽強，“三基”沒錯，但“一化”有誤。我對它的質疑主要在以下三點：
第一，語言邏輯上的同義反復。“工業”與“產業”，在國際通行的語境中，都是“Industry”，“基礎產業”，乃至“基礎設施”，本身就是“工業”，如果把“一化”定義為“工業化”，那就是同義反復，是工業概念的封閉循環。當然，同義反復有“語言上”和“邏輯上”之別，但作為一個戰略口號，語言上的反復，實在沒有必要，邏輯上的反復則是有傷決策者之大雅。用工業化推動工業化，是不是想要用工業化扯著自己的頭發升上天？
相反，如果把“一化”中的“工業化”改換為“城市化”，組成新的“一化三基”，用“城市化”拉動“三基”，那就名正言順了：基礎設施是為城市運行提供公共條件的設施；基礎產業是在城市工業體系中處于供給地位的產業；基礎工作是為城市發展營造環境、提供保障的工作。
當然，不能說我們以前沒有搞城市化，“長株潭”城市群建設不是熱火朝天嗎？但我的研究認為，在“一化三基”的基本戰略下，我們原來的城市化是以工業化帶動城市化的“被動城市化”，而不是以城市化帶動工業化的“主動城市化”。“主動城市化”與“被動城市化”有什么不同？我發現，起碼它們對“基礎工作”的內涵要求就大不相同，有一個“以人為本”與“以物為本”的前提差別，比如城市拆遷問題，城市管理問題，城市環境問題，房地產開發問題等，都與此息息相關。
第二，發展路徑上的系統混亂。我們經常說，研究經濟發展戰略，要有系統工程的思想。系統工程是系統科學的實際應用，它是以整體性為特征的一種關聯研究。用系統思想研究經濟戰略，其要害在于，要從整體的高度來看待各個關鍵點，要抓“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主要矛盾。不然，就是我多年前就批評過的“系統工程不系統”的系統混亂了。
在現代經濟的戰略研究中，學術界的一般共識是要抓“三化”――城市化、工業化、農業產業化，但我認為只要前“兩化”即可，因為“農業產業化”只是工業化向農業的延伸。在這“兩化”組成的系統中，誰應該是系統的起始點？誰最能統籌全局？誰是主要矛盾？誰是第一推動力？學界從來就是議論紛紛、莫衷一是，有人說是“城市化”，更有人說是“工業化”。記得毛主席他老人家說過：“黨外有黨，黨內有派；黨內無派，千奇百怪”。那我屬哪一派？我不諱言我從來就是堅定的“城市化”派，朋友們應該還沒有忘記，07年春在湖南科技大學的那次年會上，我曾經作過《論湖南從農業大省向工業強省轉變的“五牛戰略”》的長篇演說。
為什么是“城市化”？李克強同志講了很多，我這里只講簡單的幾條：其一是，城市化是工業化的載體，是工業化之“巢”。我到處吶喊，我們的當務之急還是要“筑巢去引鳳”，而不是“等鳳來筑巢”，要用城市化托起工業化，這一點對于我們工業基礎薄弱、經濟發展剛進入快車道的湖南尤其重要。其二是，我們現在是城市化落后于工業化，而不是相反。這又是一個爭論不休的話題，不過，在我看來，此問題的答案，只要想想“農民工”這個名詞即可！改革開放以來，幾億農民進了城，進城干什么？還不是搞工業化，而且是把中國搞成“世界工廠”了，但他們的身份還是“農民”，不是“市民”，這難道不是城市化落后于工業化的最好說明？其三是，城市化可以統帥工業化。城市化的集聚效應能夠更好地推進第二產業，特別是第三產業的發展；促進“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得到充分發揮”新型工業化的實現；能加速農業人口大省的人口的轉移，拓展農民外出的就業空間；可以更好更快地促進農業產業化，以解決糧食安全和“三農”問題。
有人總想不清白，總覺得若無工業，特別是制造業的支撐，就難有城市的健康發展，這對大城市，也許是有些道理，但對湖南廣大的中小城鎮，就很難服人，中小城鎮難道也一定非要工業化不可？如果是這樣，那為什么有“商業名城”、“文化名城”、“旅游名城”之類的概念？具體地說，湘西鳳凰縣城是什么城？難道那些濫采濫伐國家資源的城市，難道也是健康的？再想遠一點，在工業革命之前的時代，難道全世界就沒有城市？
好多的朋友總是在發問，沒有工業化的支撐，農民進城干什么？我的回答是：幾億農民已經進了城，他們不是早有工作了嗎？他們不是像我在06年為省第九次黨代會“獻計獻策”中說過的那樣，已經辛辛苦苦為城市化建設而工作了嗎？那我們為什么還不加速城市化來接納他們？
第三，戰略實施上的滯后時代。正是以工業化作為發展系統起始點的“被動城市化”戰略，使得我省的城市化率至今很低，資料顯示，湖南省的城市化率大大低于全國水平，且省內的城市化率又極不平衡，14個市州中城鎮化率超過全省平均水平的只有長沙、湘潭、株洲、岳陽、衡陽5市。湖南外出農民工多達1500萬，其中背井離鄉到省外城市就業的近80%，而在國際金融危機下，“農民工返鄉創業”、承接產業轉移的也少之又少，這是不是湖南的城市化率低的有力證明？
為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我們的基本措施是依賴巨大的投資，為GDP增速“保8”和帶動全球走出危機陰影取得了令全球矚目的成就，但我們必須看到，這種巨大投資所形成的基礎設施和產能，如果沒有消化它的需求對象，就會形成大規模的產能過剩和基礎設施浪費。比如，我每次從潭邵高速公路回邵陽，或者再從邵陽去懷化，過了婁底段以后，就只看到稀稀落落的少量車輛在奔跑，而且，這種現象在湖南的許多高速公路上，具有相當的普遍性。
那怎么樣才能提高現有產能和基礎設施的利用率？研究表明，出路只有一條：打破城鄉失衡這一中國最根本的結構失衡，用城市化所產生的巨大需求去消化工業化所創造的巨大供給。城市化是實現一切轉型的有效途徑，是擴大內需，實現由投資、出口主導向消費主導轉變的關鍵。而如果我們繼續沿用原來的“一化三基”戰略，就會滯后時代發展的要求和前進的步伐。
我們要推動全省城市化的協調發展，用城市化推進所形成的各類商品交換集散地而產生出來的人流、物流，提高“鐵公機”等基礎設施和工業產能的利用效率。我們要把“長株潭”打造為湖南經濟的增長極，但我們一定要明確，增長極若不能輻射腹地，引發不同層次、不同規模城鎮化的發展，若沒有中間城市的承接吸納，那增長極本身最后也會衰落的。
幾年前，我曾經在我的家鄉的一次會議上說過，城市化最為落后的邵陽現在是“老婆不愛你，兒女嫌棄你，別人欺侮你”，會后細細想來，其實是應該還要加上一條“父母不疼你”的，為什么？除了希望它維持住社會“穩定”，我們什么時候真正想過邵陽這個湖南人口最多的地區的發展？我們什么時候考慮了加快邵陽的城市建設以適應“長株潭”的承接能力？
概而言之，湖南“一化三基”戰略中的“一化”，如果過去把它定義為“工業化”，是“不無道理”，那么，現在再不與時俱進地改變為“城市化”，那就“很無道理”了！這就像我曾在《“兩型社會”與“彎道超車”》一文中呼吁的那樣，如果不是特指在賽車場上的競爭，那我們“彎道超車”之高論就必會被歷史貽笑大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