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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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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贊成溫州炒房團這個稱呼，這是當初媒體給起的。實際上，經歷了多輪調控后，溫州炒房團已經分化解體，目前以個人投資者為主。”溫州投資客張池余告訴《華夏時報》記者。
“炒房真正能賺錢的時間窗口其實并不多，只有那么幾個比較短暫的時期，因為這十年以來多數時候都處在政府調控中。但只要抓住機會，就能賺一筆。如果入市和退市的時機不對，對走勢判斷不準，就有可能栽到里面。關鍵是要看自己有多大實力，見好就收，不能太貪。”張池余表示。
上海在1998年房改后引入了市場化機制，商品房起步較早，對市場極其敏銳的溫州人嗅到了這其中的商機。
一位溫州投資者表示，當時溫州人手頭已經有相當多的積蓄，但又不知道該投到哪里，2004年就有人牽頭到江浙和上海考察樓盤。“看過溫州、杭州、蘇州的市場后，多數人認為上海的機會最大。由于下定金的人比較多，加之買下的房子數量也不少，在媒體上溫州炒房團一下出了名。”
當時，上海很多售樓處都能看到溫州炒房團的身影。而2004年上海房價經歷了一波強勁上漲，很多溫州投資客收獲頗豐。
溫州炒房團造就的財富傳奇，使得上海等城市樓市所蘊含的巨大的投資性被市場發現，并引來了更龐大的投資群體。以溫州炒房團為代表的投資群體逐漸從上海轉戰到杭州、三亞等城市，這些城市的房價在快速上漲中引起政府的高度關注。2005年4月，國務院出臺了調控樓市的八條政策，被業內稱之為“國八條”。
“我們被第一次調控搞懵了，這是溫州投資者第一次碰到這么嚴厲的政策。政策指向了調結構、壓房價、抑投資，‘國八條’幾乎就是針對溫州炒房團制定的。”上述溫州投資者說。
“很多溫州人當時看空樓市，賣掉了一部分房子。因為買的時候價格比較低，多數人還是賺了，只是賺多還是賺少的差別。”張池余說。
上述溫州投資者告訴記者，2005年政府重拳出擊后，上海樓價下跌，溫州炒房團在滬拋售樓盤成了當年的一個關鍵詞。而當年從溫州人手中接盤的主要是上海本地人。至少有一年的時間，溫州炒房團不敢再輕舉妄動，而是觀察政策風向和市場變化。直到2006年下半年，溫州炒房團才重新活躍起來。
“2006年下半年，一線城市的房價重回上升通道，溫州炒房團的入市人群相比過去有所擴大，炒房的范圍也逐步拓展。
“一些溫州人將投資范圍擴展到南京、蘇州、嘉興等入市門檻相對較低的二三線城市。還有一些人看到上海一些樓盤賣得火，干脆炒起了樓號。”上述溫州投資者回憶。
房價的飛漲，迫使政府開始再度出手調控樓市。2007年9月，央行、銀監會共同發布通知，規定二套房首付不得低于四成，貸款利率不得低于同期同檔次基準利率的1.1倍。
“2007年的房貸新政比2005年的政策要精準得多，但對短線投資客的影響并不大，政策效果已經沒有2005年那么顯著了。”復旦大學地產運營研究所所長蔡為民說。
同策房產研究總監張宏偉指出，當時不少溫州投資客進行的是短線操作，以相對較低的價格買入房子后，賺到差價后兩三個月就轉手賣出去了。
“其實2007年炒房的已經不僅僅是溫州投資客了，而是帶動起了一大批民間的投資客。所以當時炒房者的數量要遠遠大于之前。而開發商也趁機漲價，造成房價大幅上揚。所以炒房團的人也變得膽子更大，進行短線投資。”張池余告訴記者。
金融危機后，政府出臺了一系列的救市政策，溫州投資者再次活躍起來。2009年中國樓市迎來了一輪大范圍普漲，這些投資客在樓市投入了更多的資金。
“2010年限購政策實行以來，很多人還不以為意。但一些溫州人手中的盤子已經轉不起來了，因為持有的房子太多，銀行的還款壓力讓投資客不得不吐出手中的房子以緩解壓力。”張池余表示。
部分溫州投資客拋房后解除了壓力，但限購政策提高了炒樓的門檻。實際上，最近幾年不少溫州人已經放棄炒樓，將資金轉到實業或其它投資領域。
“對這次中央出臺的‘新國五條’，我們已經沒有太多的感覺。沒有出臺具體而嚴厲的調控措施倒并不是主要原因，關鍵是在貨幣超發和加快城鎮化的背景下，樓市面臨的不是漲不漲的問題，而是漲多少的問題。”張池余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