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城市化進程中,北京、上海、廣州等城市發展過度膨脹,出現了“大城市病”。那么,未來大城市怎樣才能優化發展,確保城市基礎設施的承載力?
城市化委員會戰略咨詢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副院長王凱認為,“大城市病”的產生是由于人口過大、各方面的功能過于集中、大量的資源要素過度在大城市集聚等帶來的問題,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著手解決。
一是要正確認識大城市的地位和作用。我們現在對大城市的理解有點簡單化,在認識上沒有一個正確的判斷,導致了所有的經濟、社會、文化等都往大城市集中。實際上,從城市規劃的理論和歷史,特別是世界城市發展的一些歷程來看,大城市應該是一個組織中心,扮演組織者的角色,應該在金融、貿易、服務業等方面占有比較大的比重。但我們現在的大城市像北京、上海、廣州等,是經濟活動中心、社會活動中心和文化活動中心等。
如果把所有的城市比喻為一個班級,大城市應該扮演班長的角色。但是,如果這個班長還兼任學習委員、勞動委員、生活委員,那將不堪負擔。同樣的道理,如果城市的功能過度集中,在多種功能的基礎上又會衍生出很多功能,這樣勢必帶來大量的就業人口,給城市基礎設施造成很大壓力。只有明確了大城市的地位和作用,讓其功能向組織功能轉變,才能有效發揮大城市的作用。比如北京應該定位為全國的政治文化中心,不應該集聚大量的制造業。
二是建立符合大城市特征的產業結構。世界上的一些大城市,比如日本的東京、美國的紐約、英國的倫敦、法國的巴黎,更多是以第三產業為主,包括生產性服務業,這比較符合大城市的結構特征。現在城市壓力大,環境污染、交通堵塞、耗能過高,如果是有大量的工廠,耗能耗水都很大,但如果是樓宇經濟,像北京的金融區,幾平方公里就可以產生千億級的產值,而其耗能卻很低。
三是規劃時把握好大城市的人口規模和用地規模。人口規模是測算所有消費行為、建設行為、設施配備的基礎。但城市人口規模的控制不是簡單地壓人數,而是要從資源、環境的承載力角度去反算。土地同樣如此,并不是城市的每塊地都可以用于開發。以北京為例,在164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三分之二的土地是山區,山區作為一種自然本底是要保留的;即使6000多平方公里的平原地區也包括農田、林地、濕地、河湖水面等,除去這些才能講開發。另外還要為城市未來的發展留有余地。所以,如果說平原地區有6000多平方公里,按一平方公里一萬人推算北京可以裝幾千萬人,那是要鬧笑話的。
四是城市規劃應有預見性和彈性。要使大城市的發展不出現太多問題,規劃上要有一定的彈性,包括人口測算、空間結構都要有一定的彈性。十年前我們給北京做城市總體規劃時建議的人口規模是1800萬,但我們水、電、氣、暖、交通等基礎設施按2000萬人口預留。第六次人口普查北京常住人口為1961萬,城市依然正常運轉。當然我們還做了更長遠的測算,當人口超過2000萬時,應該有一個預案,讓2000萬人不是全都集中在中心城區,而是在區域層面分布,可以到北京的周邊,甚至河北、天津等區域,有一個彈性的浮動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