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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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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部門出具的工作鑒定 資料圖片
所在單位的書面答復 資料圖片
原標題：“得罪人要付出代價，而且是半輩子的代價”
60歲的張昕昕說話語速很快，說起人生的每一段經歷，都如數家珍。由于常常沉浸在自己遭遇的命運波折與不公境遇中，他時而傷心哽咽，時而怒目拍案。
由于長期從事紀檢工作，他養成了每一件事情都做詳細記錄的習慣。文字工整，過程詳細。
他曾經是北京市紀委、監察局表彰過的優秀紀檢干部，擔任過副處級領導，查辦過一些案件，由于性格耿直，嫉惡如仇，被一些微妙的人際關系所不容，隨后，迎來了寧折不彎的命運拐點。在正式上訪申訴之前，他從事的工作是一所高校的學生宿舍管理員，每天在宿舍樓道里打掃衛生，清理垃圾。
第一天“上崗”打掃衛生的時候，他對自己說：“你把一個紀檢干部的名譽全給毀了。”
究竟發生了什么，讓一名紀檢干部從事業的巔峰跌到了人生的谷底，跌宕起伏中，他又為何走上了上訪路？
從信訪到紀檢
張昕昕，生于1952年，曾經在遼寧省開源市當過知青，后來參軍，在鐵道兵部隊當了4年兵，復員到北京市工作。1979年，他考上了大學，畢業后分配到北京市委信訪辦公室做了8年的信訪工作。“處理了幾千封群眾來信，承辦過幾百件市委、市政府領導交辦的批件”，回憶8年信訪工作，他感悟信訪工作是“了解百姓疾苦”的渠道，因此也對無數上訪者的遭遇寄予過深深同情。
后來，北京市委組織部抽調一批干部到各高校擔任聯絡員，張昕昕被選中了。他記得，離開信訪辦的時候，同事們依依不舍，“小張，別走了，留下來吧。”一位領導誠懇地挽留。確實，由于經常自告奮勇加班，他給領導、同事們留下了良好印象。友好、團結的工作氛圍，也讓他有所留戀。但在張昕昕的心里，信訪整天就是“打官司告狀”，對于已經干了8年的他來說，渴望一個新的起點和工作環境。他堅持了自己的想法。
1990年底，張昕昕調入北京聯大文理學院從事專職紀檢工作。兩年后，他擔任了監察審計組副組長，副處級紀檢監察員，并在1994年至2003年，擔任北京聯大紀委委員。
從事紀檢工作之初，他漸漸發現，這個工作的特點就是“得罪人”。“社會風氣不正，人際關系復雜，得罪的往往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圈子人，甚至是背后的領導。”張昕昕面色凝重。
查辦某校辦公司，證據扎實，相關責任人受到紀律處分，但一年之后，一位領導下令讓張昕昕重寫調查報告，硬將責任人的問題“拿掉”。
像公款私存、截留私分、干部搞傳銷等線索，張昕昕幾乎過問一起，就得罪一批人。
多年后的一天晚上，他早已調離紀檢崗位，只是一名宿舍管理員，一位曾經遭查辦的干部跑到他面前大罵：“你小子真他媽不是東西，當年整我。”
“誰整你？你想找茬報復嗎？”張昕昕十分憤怒。
對方不依不饒，用手“刮”到了張昕昕的后腦勺，扒開他頭上不多的頭發，故意讓禿頂“露”出來，以此羞辱他。
在紀檢崗位上工作的日子里，有人公開威脅，有人暗中刁難，張昕昕只能默默承受。
1995年3月16日，中共北京市紀委、北京市監察局發出《關于表彰辦案有功集體和個人的決定》，稱在反腐敗斗爭中“涌現出一批敢于和善于辦案，成績突出的集體和個人”，并要求“以他們為榜樣，積極投身到反腐敗斗爭中去”。
張昕昕就在表彰之列。中共北京市紀委、北京市監察局頒發的“榮譽證書”稱：張昕昕在辦案中作出顯著成績，榮立三等功。“這種榮譽，一般人不愿意要，得罪人要付出代價，而且是半輩子的代價。”張昕昕說。
命運的拐點
1995年，北京聯大黨委撤銷了學院一級的紀委，使得張昕昕一夜之間失去了“組織”。
撤銷了紀委，各學院設一名專職紀檢監察員，張昕昕有一種被“吊”起來的感覺。“沒有機構、沒有經費、沒有辦公室，沒有相應職權，無法開展工作。”因此，他開始反映“體制不順”的問題，沒想到，得到的答復竟是“就這種體制，能干就干，不能干自己找地方調走。”
寒意襲來，性格耿直的張昕昕經歷著更為嚴峻的人生考驗。隨著再一次的“人事制度和機構改革”，張昕昕的專職紀檢員崗位也被撤銷了。一位領導當面對他說：“你不適合當干部。”
競聘其他崗位，不出意料，他落聘了。
落聘后，張昕昕問領導：“我是因為機構精簡下來的，還是表現不好下來的？”
“是根據群眾測評和票數多少來綜合考慮的。”
“我愿意聽群眾意見，以后改進工作。”
“群眾的反映不能對你說。”
“哪個人背后能沒有反映呢，有人無事生非也當成群眾反映？”
張昕昕怒了。
幾經周折，在北京市教育紀工委領導的再三過問下，張昕昕被安排到學校圖書館擔任黨支部書記兼副館長。
還是一樣的嫉惡如仇，還是一樣的“眼里揉不進沙子”。由于向上級反映“干部管理中存在的問題”，他再次得罪了人。
到圖書館僅僅一年多以后，他在一次“改選”中落選了。這一次，他被安排到學生宿舍做管理員。不過，他還不能算“后勤”的人，而是“借調到”學生宿舍的。
在學生宿舍掃地、打水，甚至在幾個學生宿舍之間來回“檢查衛生”，后勤聘來的兩名合同勞務工，是真正的“宿舍管理員”，他們不知道該怎樣對待這位上了年紀的“老干部”，只能不斷懇求他“別瞎攪和”，不要影響了他們的工作量和獎金計算。
“這種恥辱我無法忍受”，被安排“管理宿舍”之后，張昕昕來到北京市紀委，開始了“上訪”，越級提出控告申訴，反映自己遭受的“被打擊報復問題”。一位以前熟識的紀委領導了解他的情況，含著眼淚說：“紀檢干部怎么能到了這個份上，還是先借調出來吧。”
境遇會因努力工作而改變？
2005年9月，張昕昕暫時離開了學生宿舍，在北京市紀委的安排下，他被借調到北京市處理信訪突出問題及群體性事件聯席會議辦公室，具體在該辦公室督查組工作。
一年多時間里，張昕昕得到了特殊意義上的保護，他工作得更起勁了。
北京市處理信訪突出問題及群體性事件聯席會議辦公室出具的《張昕昕同志工作鑒定》稱：“一年多來，他共辦理領導交辦的各類非正常訪案件86件次，辦結率為100%，起草制作各種文件256份，共計55000多字。”
鑒定稱：“在下鄉期間，他帶病堅持工作，和工作組的同志一起開座談、查案卷、下現場、進礦山、走村莊、訪農戶，共檢查督辦了71件掛賬案件，圓滿地完成了中央和市領導交辦的各項任務，受到領導的稱贊和表揚。”
在鑒定結論中，“市聯席會議督查組一致認為，張昕昕同志表現優秀，不爭名、不為利，在維護首都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和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首善之區的工作中作出了突出成績，是北京市信訪工作戰線中的先進代表。請市紀委及所在單位予以表彰獎勵。”
對此，曾和張昕昕一起在派駐工作組下鄉工作的組長劉明耀認為，“張昕昕工作積極主動，認真細致，有自己的見解，也有一定辦案經驗，克服了身體不適等困難，帶病堅持工作，應予表揚。”
然而，2007年3月，張昕昕結束借調，回到聯大文理學院，等待他的，依舊是嚴峻的現實和沒有絲毫改變的環境。
一位領導告訴他：“你是我們學院管的干部，不歸市紀委管。市紀委不是我們的上級單位，他們的意見我們可聽可不聽。”
這回，張昕昕被分配管女生宿舍。張昕昕十分為難：“我一個大男人，管女生宿舍也不方便啊。”他回憶“尤其是夏天，女生穿得少，更讓我難堪”。好在，女生宿舍管了沒幾天，就讓他負責一個臨時搭建的男生宿舍。
穿著工作服，腳上蹬著雨靴，張昕昕沖完水房沖廁所。走在校園里，他發現，跟自己主動說話的熟人少了，有人躲著他，有人見面不打招呼。此情此景，讓張昕昕感覺自己“抬不起頭了”。他甚至懷疑自己：“我犯過什么錯誤嗎？”
無法實現的訴求
此后，他先后向北京聯大黨委、紀委，北京市教育紀工委，北京市紀委反映情況，多次寄送書面材料，也多次與各級領導面談。但自己所在單位和直接領導的答復基本是他反映的情況“沒發現”、“不存在”、“不可能”等。
比如，對于他提出“調回北京聯大紀委工作”的訴求，官方的書面答復是“不存在這樣的問題”，這樣做“不合適”，“如果張昕昕同志有交流調出的機會，我們將大力支持。”
在張昕昕看來，這樣的答復，跟當初“能調走調走，沒人安排你”的說法沒什么區別。只不過，因為是正式書面答復，語氣變得“委婉”了。
對于他反映的導致進一步被打擊報復的“圖書館黨支部改選中存在的不正常情況”，領導的回復是“經查，尚未發現有違反組織原則和違反干部政策的事實，尚不能追究有關責任”。
持續不懈的努力，不斷引起各級組織和領導“重視”之后，出現的唯一變化，就是所在單位終于承認并補發了扣發他的工資。比如，中共北京聯合大學應用文理學院委員會曾書面答復稱，“關于扣發張昕昕同志考勤津貼問題，圖書館是按照學院和圖書館考勤相關規定執行的，并無不妥。”而在2011年6月7日，中共北京聯合大學委員會作出的“書面答復”稱：“從目前調查核實的情況看，不存在對張昕昕同志打擊報復和個人歧視的問題，但是學院在工資管理中存在紕漏。學校決定：再次補發張昕昕同志2006年1月至2010年2月期間工齡津貼和職務津貼共計6920元，因還要追回2006年2月至2007年3月期間多補發張昕昕同志的目標津貼2800元，實際補發張昕昕同志4120元。”
由于北京市紀委領導的多次過問，以及市紀委多次派人赴北京聯大協調此事，張昕昕離開了工作3年多的學生宿舍，被安排了一個“閑職”校友會辦公室副主任。隨后，他主動將這一職務交出，仍然期待著組織上能給他一個負責的結論。“十幾年的艱難與苦澀，與紀檢工作聯系在一起，我個人付出了極大代價。每當我回想起這些苦澀甚至屈辱，就難以控制自己的感情。”說起以往的感受，他異常悲憤。
至今，他堅持認為，有意通過改選、改革等名義，試圖致他于死地的個別干部是“腐敗分子”，存在“收受回扣”、“做假賬”、“資金體外循環”等問題。而他的舉報信和信訪材料，至今石沉大海。
而官方說法和結論認為，所謂“改選存在非組織行為”的情況不存在，相關領導和干部都屬于“正常工作言行”。他反映有問題的個別干部“沒有違反規定”、“沒有違紀問題”。
去年6月，張昕昕已經到了退休年齡。7月，他的工資已經按照退休人員發放。然而，他并不認可，因為沒有任何人找他辦手續，而且，他并不希望這樣“不明不白地退休”，就是蛇年春節期間，他滿腦子想的，依然是如何努力才能為自己“討個清白”，維護“一個紀檢干部的榮譽”。
“我的遭遇發到網上行嗎？可是，網絡方面我一竅不通。我是以自己名義發，還是整理改編后再用？能用真名嗎？網上實名舉報會不會影響已經得到舉報材料的紀委、監察、檢察機關辦案？”張昕昕有一連串的困惑和疑問。
張昕昕認為，自己控告被打擊報復問題，紀檢系統的領導“非常重視”，是具體承辦人給“辦壞了”。“紀檢工作，不是誰都能干得了的，不能常干，也不能在一個地方干，否則，后果就是連飯碗都沒有了。”說到這，他感慨萬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