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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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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歲的李先福站在團鳳村小學廢棄的校舍前若有所思，這里如今安頓著10名“五保戶”。李先福不清楚自己的身子骨還能堅持幾年，正在為日后的養老發愁。
2月18日，59歲的謝國萬與剛動過手術的64歲老伴。迫于生計，謝國萬已決定再次外出打工。
53歲的扈立坤決定繼續遠赴福建打工，并希望能多干幾年，多賺積蓄養老。
63歲的向可平為了每天能多賺30元，遠赴東北打工，在凍寒中“賣苦力”。
2月17日（正月初八），農民工返城高峰即將到來之際，記者再次來到全國第一勞務大縣——重慶開縣。
這已是記者連續第五年走進開縣的典型打工村——團鳳村，體驗中國農民工的歷史變遷。開縣位于重慶市東北部，人口165萬，常年外出務工者達55萬人。團鳳村共有898戶，3086人。
今年，本報將目光聚焦在50歲以上的“高齡”與“超齡”農民工（基本涵蓋第一代農民工群體），關注這一3600萬人群體的打工生活、背后的辛酸以及即將到來的養老困局。
記者在團鳳村隨機采訪的72人中，就有19名50歲以上的農民工，最小的50歲，最大的已65歲。19人中只有一人，單位曾給其繳納了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今年7月后每月可領700多元的養老金，其余18人選擇了新農保繳費標準中的最低檔100元/年，每月只能領取養老金80元，只能依靠子女贍養。新農保繳費標準共分每年100元、200元、300元、400元、500元五個檔次。
開縣勞務辦主任袁萬祥接受采訪時表示，農民工“退休”后的養老困局是一個社會問題。此前，因欠薪、工作環境差等問題突出，養老困局未得到普遍重視，而隨著農民工年齡的遞增，第一代農民工“退休”后的養老問題將會日益凸顯，而30年來農民工福利拖欠累積的問題，將在5年內集中爆發。
據袁萬祥介紹，2008年國家幾個部委來開縣調研農民工問題時，開縣就曾提出，農民工福利短缺，日后養老問題嚴峻。不過，開縣目前還沒有對50歲以上的農民工進行監測與抽樣調查，當然也就沒有針對性的政策措施。今年開縣或將就此展開監測調查。
59歲的謝國萬蹲坐在家門口，嘴里念叨著“我老了，沒用了”，但心里卻在盤算著再次南下廣州的建筑工地。
謝國萬說，64歲的老伴身子不好，去年得了一場大病還動了手術，如果在家陪老伴不去打工，就斷了家里的生活來源。為此，他很糾結。
謝國萬是開縣團鳳村人，36歲開始外出打工。
自2009年始，記者已連續5年采訪了謝國萬，每年春節他都在糾結“走還是留”，但在吃完元宵節的湯圓后，他最終都扛起行李，坐上了南下廣州的客車。
5年來，打工所得占謝國萬總收入的比重一直在攀升，2012年已高達90%，若停止打工的腳步，就只剩下960元/年的養老金，1000元/年的低保，外加500元/年的土地收益（算上其愛人1000元/年的低保，兩人一年的收入只有3500元），根本難以維持夫妻倆的生活。為此，年近六旬的他還是想著咬牙再賺幾年100元/天的苦力工資。
然而，“賣苦力”終會有枯竭的一天，謝國萬也不知道自己的身子骨還能堅持多久，1小時的采訪中，他長嘆了5次，不停地吐著煙圈。
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1年我國農民工調查監測報告》顯示，我國農民工總量達25278萬人，其中50歲以上的農民工占14.3%，首次突破3600萬。
一個人的22年打工生涯
從最初月薪300元到現在日薪100元，謝國萬的積蓄“一半是近幾年存下來的”。4年前接受采訪時，行動敏捷看不出是55歲的人，如今走路已略顯蹣跚，頭發落了大半。
早在1980年代，團鳳村的村民們就掀起了南下廣東的打工浪潮。
謝國萬是1990年開始外出打工的，第一站是海南省，在一建筑工地做普工，工資300元/月。
1995年，謝國萬離開了海南島，跟著老鄉來到深圳，還是做普工賣苦力，包住不包吃，月薪漲到了1000元/月。
10多年來，謝國萬一直扎根廣東，打工收入上升緩慢，直到2010年才迎來一波“大漲”：工資漲到了80元/天，包吃住，有時一個月干40個工（算上加班），月賺3200元；前兩年更是漲到了100元/天，加班則是150元/天。謝國萬說，銀行戶頭里的積蓄“一半是近幾年存下來的”。
2009年正月十四，早報記者在團鳳村村口第一次見到了謝國萬，當時他55歲，穿著一件深色外套，頭戴一灰色“前進帽”，與早報記者打招呼時，“嗖”的一下就從老鄉的摩托車上跳了下來。
但4年后，謝國萬看上去衰老了許多。他佝僂著腰，走路已略顯蹣跚，頭發也因2012年的一場膿瘡脫落大半；歲月的痕跡印在了他的面額，笑起來皺紋緊縮，猶如一個核桃。
22年的打工生涯似乎壓垮了他的身體，只有在與人握手時，他的手掌傳遞出“還有干活的力氣”。
謝國萬不服老。“我干體力活現在還撐得住。”他掄了掄臂膀說，“你看，我的體格還過得去。”他很在意自己的“禿頂”，逢人就解釋，“我的頭發不是自然脫的，是去年生過一次病才這樣的。”
一雙黃膠鞋，一套耐臟的衣褲，謝國萬這身行頭，顯示出他還是個可以隨時“上陣干活”的人。謝國萬說，已穿了5年的上衣是40元買的，穿了4年的褲子25元買的，腳下的黃膠鞋20元一雙，一年至少要換3雙，“建筑工地最耗鞋，去年就換了4雙。”
不過，謝國萬還是承認自己“已經老了”，并注意挑些輕活干。2011年，他就想返回開縣務工，但連續兩年走訪了開縣數家建筑工地后，還是發現自己不適合返回家鄉。原因只有一個：開縣工程隊配備的機器設備不全，需要拼真力氣的活計太多。
在采訪中，村里人提起謝國萬就會露出同情的目光，稱“59歲了還上工地，不是一般的苦”。但謝國萬不以為意，并稱，“我還不算最老的，身邊的打工者中，與我年齡相仿的不下10人，60歲以上的都有好幾個。”
第二天，在團鳳村一處40米高的山坡上，記者碰到了扛著鋤頭的李家定。65歲的李家定去年在深圳的一建筑工地干雜活，月入3000元。他已決定今年繼續南下廣東“賣苦力”。
一個村的“超齡”務工現象
團鳳村共有3086人，50歲以上的農民工有300多人，其中55-60歲的“就有50多人”。該村今年1月的統計顯示：1576人在外打工，其中超過年齡參加勞動的有196人。
據開縣公安局2013年1月17日的數據，團鳳村共有898戶，3086人。而團鳳村最新的統計顯示：18-35歲的有724人，35-60歲的有1157人；在勞動年齡內的人群中，35-59歲是絕對主力，超過了60%。
“村里50歲以上的農民工多，與謝國萬相仿的有一大把。”村民廖玉翠說。2月18日，團鳳村村主任謝國祥告訴早報記者，團鳳村50歲以上的農民工有300多人，其中55—60歲的“就有50多人”。
在團鳳村外出打工人員的描述中，打工是個體力活，要掄得起大錘，扛得住鋼筋，還要熬得住時間。在陳蘇林等村民的記憶里，村里是年輕人外出打工，年長者在家守護著農田與小孩。
然而，20多年過去了，這一“布局”已悄然改變，曾經的壯小伙慢慢變老，外出打工者的平均年齡一直躥高，而50歲以上的“高齡”農民工人數也在飆升。
4年來，記者目睹了易興合、扈立坤、唐昌六、李先福等村民由40歲邁入了50俱樂部，也見證了陳立春、陳龍源、向可平等村民由50多歲步入花甲。不變的是，他們依舊像候鳥一樣，每年都外出打工。
團鳳村一份2013年1月的統計表顯示：1576人在外打工；其中，不到年齡參加勞動的有18人，超過年齡參加勞動的有196人。
所謂“超過年齡參加勞動”的分界線是男性60歲，女性55歲。團鳳村村委會文書羅建國說，196名“超齡”勞動的，此前基本都在家里務農、養雞鴨。
早報記者在團鳳村隨機采訪的72人中，就有19名50歲以上的農民工，最小的50歲，最大的已65歲，60歲以上的“超齡”農民工有5人。
謝國萬與李家定說，人上了年紀，體力下降是肯定的，這個年紀干體力活，比較容易發生磕碰。那么，老板對“高齡”、“超齡”員工的年紀不忌憚嗎？
57歲的陳四九提起這個問題直皺眉頭：“唉，我就在煩惱這個事，工頭老是說我的年齡大了，跟我說到了60歲就不讓我做了。”就在2011年，時年61歲的陳立春在廣東直接被勸回了開縣。
“當然是在意的了。”謝國萬說，老板的唯一目的是賺錢，當然是想招聘那些力氣足又肯踏實干活的人；不過，老板選人并不是只看體力，也看人品，“那些干活認真，肯吃苦的人，即使干活慢一點，老板也會喜歡。現在的老板最怕招進那些干幾天就跑路的年輕人。”
在團鳳村，謝國萬、向可平、李井興等人就因踏實肯干，才獲得老板的認可。向可平和謝國萬告訴早報記者，工頭今年主動邀請他們繼續外出打工，并承諾“工資不會比2012年低，也不會比年輕人少”。
不幸的是，也有“超齡”農民工倒在了異鄉。2012年，62歲的村民陳昌全在新疆突發腦溢血，醫療費花了好幾萬元，“花光了打工的所有積蓄”。如今雖已基本康復，但他26年的外出打工生涯也基本宣告結束。
一群人的“退休”養老隱憂
記者采訪的19名50歲以上農民工中，有18人稱因“經濟壓力大”才選擇外出打工的，他們或沒職工養老保險，或無兒女，或子女日子過得緊巴。
為何60歲左右了還要像小年輕一樣外出打工？
“不打工，哪來的錢供兒子讀大學？”為了供20歲的兒子讀大學，63歲的向可平依舊在工地揮灑著血汗。向可平早年喪父，家庭生活貧困，1980年代，50元的提親費都拿不出來，直到37歲才結婚，婚后育有一對兒女。如今，23歲的女兒已成家，20歲的兒子在湖南株洲讀大學。
2010年，向可平就已步入60歲老人行列，每月領取80元養老金。然而，20多年的打工積蓄仍不足以供兒子讀完大學，于是“咬咬牙，繼續外出打工”。
2012年以前，向可平一直在廣東湛江的建筑工地。不過，為了每天多賺30元，2012年2月，他毅然從溫暖的廣東跑到了東北遼寧，他說“遼寧3月還飛雪，冬天風吹刺骨，刷牙都凍口”。就這樣，他用130元/天的苦力錢，賺來了兒子2萬元的學費和生活費，還掏8800元為兒子買了電腦。
每當提起兒子，向可平褶皺的面頰就會掛滿笑容。他說現在攪拌混凝土的工作還能“撐得住”，等2016年兒子大學本科畢業了，就可以不出去打工了。不過，那時他已66歲了。
團鳳村最新數據顯示，2012年該村人均年收入達7200元，外工經濟所占比例高達80%。早報記者采訪的19名50歲以上農民工中，有18人稱因“經濟壓力大”才選擇外出打工的，他們或沒職工養老保險，或無兒女，或子女日子過得緊巴。
謝國萬膝下無兒女，“趁著還能干得動，就多攢點積蓄養老”；李家定說兒子只是保安，女兒鬧離婚，“根本指望不上他們”；而50歲的李先福在惆悵，女兒17歲兒子才11歲，“日后需要花錢的地方多了去了”；64歲的陳龍源說，兒女們現在日子都過得緊巴，“我能多干一點是一點”……
但也有一部分是“閑不住的”。
61歲的陳立春育有兩子一女，3個兒女都在做皮鞋生意，早已成家置業且生意興隆，但陳立春卻一直堅持在建筑工地賣苦力。他告訴早報記者，呆在家里沒事做，閑不住。除了打工，他還和老伴在家里養了一頭豬、4只雞、5只鴨、6只兔子和5只羊。
記者調查發現，19名50歲以上農民工中，只有陳龍源一人單位曾給其繳納了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2013年7月后每月可領700多元的養老金，其余18人除了80元/月的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外，只能依靠子女贍養。
一代人的“養老保險”期望
陳龍源所在的公司自2000年起就給他繳納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今年7月可享受700多元/月的養老金。而據多位50歲以上農民介紹，團鳳村同齡的村民基本都是打零工等，未能享受到陳龍源的待遇。
在團鳳村，50歲以上的農民工似乎都喜歡笑，但笑容的背后更多的卻是凄涼。
謝國萬與人打招呼時，總是迎著笑臉，問“吃飯了沒有”。但與他長聊下去，更多的卻是感嘆。他后悔第一個老婆跑掉后沒有立即再婚，結果耽誤了生兒育女的大事，現在只能與比他年長5歲的老伴相依為命。
2月19日，向可平笑著把記者迎進了屋。這是一幢建于1996年的二層磚房，但至今都是“清水房”。采訪中，他一直嘮叨著人生的兩大遺憾：未能賺足錢裝修房子；兒子2016年畢業后找工作、結婚的事情都幫不上忙了。
李家定以前是村里的計生干部，2002年“退休”。不過，2009年他在過完62歲大壽后，便南下深圳打工。一般是年輕時外出打工，年老了回村養老，而他卻恰恰相反，年輕時在家，62歲了才擠火車外出打工。他現在遺憾未能把兒女們培養得有“一技之長”，沒法安心在家養老。
60歲的李井興今年春節回來7天就吵著要去深圳打工。2012年他在深圳一建筑工地，2500元/月。兒子李運銷每月能賺3000元/月，但要撫養3個孩子“生活有些困難”。為此，李井興4年前（56歲）開始出去打工。
57歲的賴純丙，因患了蟲牙，2012年底牙齒掉得只剩下5顆。今年春節期間，他花了2000元補上了20顆。村民說，如今“他喜歡大聲說話和開口大笑，這樣可以露出兩排小白牙”。
賴純丙有時看起來像是一個老小孩，穿著小青年酷愛的白色休閑型運動鞋，卻穿著板正的西褲，上身套著一件棉襖。賴純丙頭發烏黑還上翹，看似在理發店染過，但他堅稱是“自然黑”。
有村民說賴純丙“人老，心不老”，自10多年前愛人過世后，他就一直想再找個老伴。但他始終沒有如愿，他告訴早報記者：掙不了幾個錢，別人看不上。
而提起李先林和陳龍源，謝國萬等人臉上都寫滿了羨慕。
陳龍源雖然64歲了還在為生計打工，但他今年7月后就可在家享受700多元/月的養老金了。而55歲的李先林，則教育出來了能賺錢的兒女，今年正式宣布“退休”，住在兒子家看孩子。
陳龍源告訴記者，他10多年來一直在一家中外合資公司打工，月薪雖然不高（最高時2100元/月），但公司自2000年開始給他繳納了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而據謝國萬等人所述，同齡的村民基本都是打零工，或跟著小包工頭做事，未能享受到繳納職工養老保險的待遇。
自2010年開始，國家統計局已連續3年發布了我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009-2011年），其中一項數據引人注目：50歲以上的農民工所占比已由2009年的4.2%，飆升到了2011年的14.3%，暴漲了近3倍。然而，2011年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我國參加養老保險的農民工人數僅為4140萬人，占比只有16%。
謝國祥告訴記者，農民工喪失勞動力返回家鄉后，80元/月的新農保并不能維持日常生活，絕大部分還得靠子女贍養度日。
近年來，已有多名學者撰文指出：在第一代農民工中，傳統養老模式仍占主導，“養兒防老”的觀念和“以兒養老”的現象仍較為常見。
據開縣勞務辦主任袁萬祥介紹，數據顯示農民工參加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比例只有16%，而平均退保率達到40%。主要原因是：農民工缺乏對養老保險制度的信任、養老保險繳費基數過高、養老保險跨地區轉移接續困難、累計繳費15年門檻難以逾越、地方政府不愿增加支出、企業不愿意為農民工繳費等。開縣今年或將就此展開監測調查。
“養老保險異地轉移執行不力”
中國社科院世界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鄭秉文說，從目前中國各個社會群體的情況來看，最需要養老保險和其他保險的，就是農民工群體；但總的來說，農民工參加養老保險的比例比較低，因為在這個群體有個特殊的特征，就是高流動性。
鄭秉文指出，近年來，國家為農民工養老保險異地轉移接續建立了一些規則，但是執行的比例不高。此外，現在還處于手工轉接階段，全國沒有一個統一的養老制度平臺和網絡，不像銀行那樣便捷。隨著第一代農民工陸續到了“退休”的年齡，農民工養老問題已經十分尖銳。
鄭秉文認為，解決這一問題的第一步，應該把基本養老保險的資金流管理的統籌層次真正提高到省一級來；第二步，有條件的時候，應該把它提高到全國的水平。
數據顯示，截至2012年9月，全國農民工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養老、基本醫療、失業、工傷保險者占農民工總人數的比重，分別僅為17.8%、19.7%、10.4%和28.0%(按全國農民工總數2.5億人計算)，提升的空間仍然很大。
“農民工社保維權案難獲受理”
“農民工維權律師”周立太表示，第一代農民工現在老了，已逐漸喪失勞動能力，卻基本處于“沒人要、沒人管”的窘境，權益得不到保障。
以前重慶主要強調外出農民工給重慶帶回來了多少錢，做出了哪些貢獻。近年來，重慶市開始重視農民工在外的權益。前幾年重慶市委研究室成立了一個專題處，其中一個研究課題就是外出農民工的權益和維權狀況。周立太說，專題處的一名負責人曾找過他了解過相關情況。后來，課題組專門派人到珠三角、長三角農民工輸入地進行調研，得出的結論是重慶農民工在外權益令人遺憾。
周立太告訴記者，農民工在社保問題上維權艱難，他與同行代理的農民工社保維權案，多年來均得不到法院的受理。“有人認為中國的社保不僅僅是個法律問題，而是多年來各地政府沒有重視社保，如果把這個矛盾轉嫁到法院受理的話，法院無法承受這個壓力。”周立太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