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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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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日前返回浙江省紹興市打工的農民工。 瑞昌 攝（人民圖片）
正月十五剛過，火車站里背著行囊的農民工兄弟又多了起來，他們揮別年邁的父母和年幼的子女，再次踏上進城打工的征途。除了親情和文化因素，一年一往返的“大遷徙”，多少也因為這些已被統計為城鎮人口的農民工難以在城里扎下根、安下家。他們看起來買張火車票就來了，每天也跟城里人一樣掙錢養家，可他們離真正的城里人又有多遠？
推進城鎮化，核心是人的城鎮化。黨的十八大提出，加快改革戶籍制度，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實現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這就要求我們大力加強農民工社會保障、權益保護，推動農民工與市民一樣平等享有子女教育、住房租購等基本權益。那么，目前農民工的市民化程度究竟如何？他們對城鎮化又有哪些新的感受和期盼？記者走進70后、80后、90后三個不同年齡段的農民工中間，傾聽他們的呼聲，并力求真實地反映給廣大讀者。
70后農民工劉廣德
盼讓人更踏實的社保
時近中午，上海徐匯區桂林西街菜場里，劉廣德的攤位前依然擠滿了人。
劉廣德來自四川，個頭不高，快人快語，在這個菜場擺攤已近十年。“20來歲就來上海了，當時只有我和愛人。我們做過各種活，后來賣菜穩定下來了，一直就在這里。”劉廣德一邊招呼客人，一邊指著正在旁邊一張小方凳上做作業的女孩說：“喏，這不，我們把兩個孩子也帶到上海來了。兒子18歲，已經工作了，女兒剛上一年級。”
劉廣德專賣高檔時鮮蔬菜：薺菜、茄子、甜豆、春筍、有機花菜……一應俱全。每天凌晨3點，劉廣德去批發市場進貨，上午與妻子一起做生意。吃過午飯后回家休息，直到收攤前再來幫忙。
夫婦倆在菜場后面的小區租了套兩室一廳，月租金2800元。“每月開銷很大，我的攤位市口好，月租貴得很。最近菜價高，春節期間，草頭、豆苗這些綠葉菜更是賣到十八九塊一斤。價格貴了，生意難做啊！”劉廣德說。
“城里什么都好，就是生活成本太高。現在身體好還沒什么，等老了干不動了，是不敢留在城里的，還是要回老家去。”劉廣德已經做好了打算：除非兒子、女兒能在上海扎下根，不然他就和愛人一起回鄉養老，“別看我顯老，實際我只有42歲，只要身體好，再干20年也沒問題，那時候養老的錢應該也存夠了吧。在農村，我們老兩口花不了多少錢。”
“沒想過留在上海嗎？”記者問。
在上海生活了近20年，劉廣德其實很喜歡上海。他聽得懂上海話，完全適應了城里的生活。“女兒會說上海話，她實際上是在上海長大的。孩子們在上海都有朋友，他們將來是不肯回老家的嘍。”劉廣德嘆了口氣，“我們老兩口也想留在上海啊，畢竟和孩子們一起生活心里踏實。可是沒辦法啊，用農村的社會保障在城里生活，壓力太大了，萬一得個病，不是拖累兒女嘛！”
原來，劉廣德夫婦參加了四川老家的新農合。新農合繳費低，但是保障水平也低，在城里生活還是“病不起”。2007年，劉廣德在進貨時，騎電動三輪車不小心摔了一跤，腿部骨折。休息三個多月，花了3萬多元，回去只能報銷4000多元。“老家的新農保，我壓根兒就沒有參加，保障太低沒什么意思。聽說到60歲以后才能拿到錢，而且一個月就幾十塊錢，別說在上海租房了，連吃飯都不夠。”劉廣德說，現在除去日常開銷，一家人每月能存下五六千元，這些就是他們夫婦倆以后的養老錢。
劉廣德并不知道，他也能以靈活就業人員的身份上保障水平更高的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他也從不關心這個政策。“像我這種沒有工作單位的人，單位那一份保費也得自己出，按我現在的收入怎么上得起？更何況手續肯定也很麻煩。”劉廣德說，“我們菜市場沒有一個上這種保險的。”
“真希望社會保障能讓我們這些農民工心里更踏實。”劉廣德對記者說，“這樣我們就能安心地留在城里，待在子女身邊養老了！”
80后農民工岑信宇
盼兒子能在身邊讀書
隨著春節長假結束，人們紛紛從家鄉回到城市。村又空了，城又滿了。
快30歲的岑信宇拖家帶口，也從老家廣西百色回到了自己務工的廣州番禺。“到了！”番禺市橋街巷里一間30多平方米的出租屋被分出里外兩間，陳設著簡陋的家具和電器。岑信宇幫愛人把行李拖進屋，把5歲兒子抱到床上。一家三口在這里住了一年了，可從沒把這里當家。“在廣州打工生活六七年，早就習慣了城市生活，農村是肯定回不去了。可進城又談何容易？看起來買張火車票就來了，每天也跟大家一樣掙錢養家，可我們離真正的城里人又有多遠？”這個年輕的打工仔陷入沉默。
過去一年，是岑信宇一家生活發生重大轉機的一年。“剛來的幾年挺苦、挺難，我和他各打各的工，各住各的宿舍，生了孩子也只能丟在老家讓父母帶著，雖是一家人，過得卻根本不像有家的樣子。”妻子周美靜說。后來，岑信宇和幾個朋友合開了一間裝裱售賣油畫的工藝品門店，收入漸漸多起來。“小本經營，一年搞個四五萬，僅夠糊口，還要靠老婆打工幫襯補貼。”岑信宇淡淡笑道。
去年，兒子夠了上幼兒園的年齡，夫婦倆迫不及待把他接進了城，一家人總算團聚了，多少有了點家的樣子。周美靜說：“這兩年，各級政府對外來務工人員的境況越來越關心，政策也越來越好，現在我們收入比來的時候翻了一番，社保、醫保等也都有了，我們留在城里追求好生活的信心越來越足。”
可在城里扎根，還有一些未解決的難處。最讓他們憂心的是孩子上學的事兒。由于沒有戶口，他們的兒子只能進民辦幼兒園，每月1000多元的學費，是家里最大頭的日常開銷。“花錢還在其次，我們夫婦倆只要努力工作，也還供得起，主要是辦學質量不夠高，就像電視上說的，兒子在起跑線上就輸給了城里的孩子。”周靜美說，“幼兒園還可以將就，再過兩年，兒子就上小學了。到時候沒有戶口，還是只能進民辦，也不知道教學質量跟人家正規小學能不能差不多。聽說可能以后可以異地高考，要真能落實就好了，要不然，兒子得在老家參加高考，各地考題不一樣，中學就不敢讓他在廣州讀了。到時候兒子又不能在我們身邊，這家就又不像個家了。”
父母為孩子，總是想得多想得遠。為了讓兒子能在自己身邊上學，岑信宇夫婦正在努力奮斗一個城市戶口。他們滿懷憧憬地說，現在很多地方都推行“積分入戶”，但對大多數人來說，門檻還是太高，希望今后降低點門檻，他們夫婦倆自己也加倍努力，爭取盡早融入廣州。“我們跟本地人一樣為城市的發展出力，希望給我們外來工的政策能更好一點，讓孩子留在我們身邊讀書，享受到跟本地孩子一樣的教育。”
90后農民工郭一鳴
盼早日住上保障房
“有時候挺后悔自己當初沒有好好學習，現在只能干這種城里人不愿干的活，想在城里安個家都這么難。”90后年輕小伙郭一鳴告訴筆者，自己2010年開始在哈爾濱市道外區一家賓館做服務員，每天搶著干臟活累活，就是為了攢點錢盡快在城里安個家。
郭一鳴的老家在黑龍江省綏化市綏棱縣，來哈爾濱打工已有5年，愛人小趙也是在哈爾濱認識的。兩個人感情很好，但對進城打工的這對小夫妻來講，住房成了生活中最現實的難題。
郭一鳴打工的賓館是包吃包住的，單身宿舍就在賓館樓下，很方便。但要想跟小趙住在一起，就只能自己花錢租房住了。“我們現在租了一個居民樓的地下室，30平方米被隔成兩個房間，我們跟另一對夫妻合租，每月租金600元，每家出300元。屋里特別冷，而且沒有廁所，每次都得去500米外的公廁，今年冬天哈爾濱的氣溫都到了零下30多度，特別容易著涼。”談到住房，郭一鳴對妻子總覺得有一份虧欠。
“賓館附近帶衛生間的房子，一個月要800元。這個價位很難找到人合租。在哈爾濱市區，房租比較便宜的是松北區，租一套獨立的一居室一年大約5000多元，可惜太遠了，坐公交車需要1個多小時，賓館服務員都是倒班制，趕上夜班的時候，根本沒公交車回家。”郭一鳴說，“小趙在賓館附近的理發店打工，每天晚上9點半下班，我要是上白班，她還可以等我到晚上10點一起回家，如果趕上我晚班，她就要自己回家了，住的地方太偏太遠我也不放心。”
如今，住房是郭一鳴最關注的問題，他一直格外留意國家相關政策。聽說要加強保障房建設，郭一鳴特別查詢了一下相關新聞。“廉租房便宜，又不用擔心隨時可能被房東趕出來，我們農民工太需要了。”郭一鳴說，“只可惜一了解才發現，像我們這種沒有本地戶口的人，是沒有資格申請廉租房的。”
廉租房不能申請，郭一鳴又將注意力轉向了經濟適用房：“實在不行，我和小趙就省吃儉用，買個最小面積的經濟適用房。擠一點不要緊，有個踏實住處感覺就不那么漂泊了。”然而，買經濟適用房，也必須有哈爾濱戶口，郭一鳴再次失望了。
廉租房和經濟適用房都沒有資格申請，只好考慮買個商品房了，郭一鳴說：“現在哈爾濱便宜點的房子大概4000多一平方米，買最小的30平方米的房子，首付至少也要五六萬元。我每月掙1400元，小趙也就1000元出頭。如果不買房，日子還可以過得有點滋味，但為了買房，我倆只好勒緊腰帶、拼命掙錢，這一年都沒敢買新衣服。我還算幸運呢，是在一家正規賓館打工，老板給繳社保。好多一起出來打工的同鄉，因為老板不給繳社保，連買房都沒資格。”
“其實越是我們這種外地人，越需要保障房，我覺得不管是經濟適用房還是廉租房，都可以分給我們外地人一些房源，哪怕限制個比例啥的呢？好歹也讓我們有個盼頭。”郭一鳴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