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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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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3日，位于大同縣北部山區的巨樂鄉東閣老山村，這里75%的人口收入在貧困線以下。
與放鞭炮慶祝成為“貧困縣”的地方相比，大同縣扶貧辦主任王漢斌顯得內斂，他只是在辦公室傳閱文件。
“身份特殊”的大同縣已“覬覦”貧困政策十幾年。
與“跑”下貧困縣對應，在以小康為政績的年代，大同縣申請到“小康縣”稱號。此后的十多年中，與其他縣比，大同縣發現，戴著不同的帽子，得到完全不同的“人生”。
一頂貧困縣的帽子，不僅意味著大量資金、項目，還有來自各方面的支持。于是，大同縣看著“鄰居”藏富，自己開始了“逐貧”，并終于成功入列。
“跑下來了。”2013年1月21日，大同縣扶貧辦主任王漢斌，將一份山西省扶貧開發領導小組的文件，遞給辦公室的每個人看。
在成為“小康縣”16年后，山西大同縣終于開始享受“貧困”待遇。
這紙文件明確，大同縣享受“國家扶貧開發重點縣”同樣待遇。
在王漢斌看來，得到這一紙文件，像跑贏了一場競賽。
其實大同縣在2011年底已經贏了競賽。2011年底，國家確定了14個集中連片特困區，涵蓋貧困縣679個。大同縣被列入其中的“燕山——太行山”連片特困區，進入了國家扶貧對象的行列。
此后，2012年3月19日，大同縣新組建了一個部門——扶貧開發辦公室。原為大同縣開發辦主任的王漢斌，成為了縣里的首個扶貧辦主任。
王漢斌認為，劃入連片特困區，是大同縣一個難得的發展機遇。
貧困縣能帶來的扶持，大同縣已艷羨了十幾年。如今，終于“后退”到了和鄰縣相同的起跑線上。
“小康”帶來求助難
“小康縣哪會缺這么點錢？”大同縣退休干部梁斌龍說，小康的帽子總是會把獲得幫助的門關上
“你見過這么窮的小康縣嗎？”1月13日，一名高姓出租車司機反問。
大同縣城面貌“簡陋”，由一條南北大街和一條東西大街構成主框架。大街兩邊是三四層的樓房，后面是成片平房。
大同縣距離大同市20公里，上世紀90年代中期申請到“小康”頭銜，是大同市東部六縣中唯一的小康縣。其他五個，陽高、田鎮、廣靈、渾源、靈丘都是貧困縣。
大同縣認為自己是“窮人戴著地主的帽子”。大同縣扶貧辦主任王漢斌介紹，大同縣18萬人口中，有近6萬是貧困人口。北部農業人口貧困發生率在75%以上，南部65%以上。即便縣城所在地的西坪鎮，農業人口貧困發生率也在四成以上。
大同縣委黨校前校長梁斌龍介紹，大同每次尋求幫助，“小康”的帽子都會把門關上。他舉例，2000年左右，因房屋破損嚴重，他去省委黨校申請修繕資金，得到的回答卻是“小康縣哪會缺這么點錢？”
“當時我跟省黨校領導吵起來了。”梁斌龍說，他把領導拉到縣里看了看破房子，才申請下來。“其實我也理解他們，給貧困縣是名正言順，而給小康縣，怕有人說閑話。”
王漢斌說，他任大同縣開發辦主任時，申請項目、申請資金處處碰壁。“只要是小康縣，就沒有政策扶持。小康縣甚至沒有扶貧辦，連和省市扶貧辦對接的單位都沒有。”
大同縣巨樂鄉東閣老山村黨支部書記贠天貴也受過“小康”的傷。
他說，1999年前后，省計生協會有政策，做節育的家庭給扶貧資金以示獎勵。贠天貴統計了村里名單，往縣、市、省一頓跑，對方同意給12萬元。他謀劃著要用這筆錢發展養殖業，帶動村民致富。一切就緒，到省扶貧辦辦手續提錢時，工作人員一核查，說小康縣不能享受扶貧政策。
贠天貴于是甩手回了村里。十多年過去了，贠天貴的養殖村的夢想還沒實現。
贠天貴說他總在想，如果當時事情辦成了，東閣老山村應該不是現在這個樣子了。
大同縣“自力更生”的同時，對于靈丘等貧困縣享受著不同待遇，都“看在眼里”。
得“貧困”者多助
與大同縣相比，“貧農”靈丘一直得到從中央到地方的幫助，給錢，給物，給項目
對比大同縣，靈丘縣城顯得要“發達”。商業街上，有了各種國際品牌的體育用品專賣店。當地有人把靈丘縣城稱作“小香港”。
大同縣戴著“地主的帽子”，靈丘則一直是“貧農”。1985年，靈丘被山西省政府列為重點扶持的多災貧困縣。1991年1月，靈丘被國務院確定為國家重點扶持的貧困縣。2001年，靈丘被國務院核定為新時期扶貧開發重點縣。
靈丘等貧困縣會得到“輸血式”扶助。貧困縣享受專項扶貧資金、各部門的資金傾斜和定點幫扶、財政轉移支付、政策優惠等等。
還會得到中央對口扶貧。靈丘縣的幫扶單位是團中央。公開報道顯示，1998年8月20日到2003年底，五年中，團中央為靈丘各項建設直接投入資金500多萬元，捐贈汽車、電腦、藥品等各類物品價值530萬元。組織實施各類項目140多個。
山西各省級機關則負責幫助靈丘縣下轄的貧困鄉鎮。1996年3月15日，山西省委為靈丘派駐扶貧工作隊，省體改委、建材局、貿易廳、地稅局、團省委、機電廳、科協7個廳局每個廳局幫扶1個貧困鄉。至2000年的五年期間，山西省委7廳局扶貧工作隊總投資1355.10萬元。
大同市委從1996年開始派出工作隊，市發展計劃局、財政局、民政局等約20個單位在靈丘縣定點包村扶貧。
這個時期的大同縣，剛剛戴上小康的帽子。不但與扶貧政策無緣，小康縣的各項配套支出還帶來沉重負擔。
貧與富的歷史伏筆
當年別的縣沒要小康“榮譽稱號”，但大同縣要了。由此，不同的政策“命運”開始
提起戴了16年的“小康縣”帽子，大同縣很多人覺得是當時的領導為了政績“瞎胡鬧”。
退休干部梁斌龍回憶，大同縣約在1996年成為小康縣。大約1995年的時候，時任縣委書記申報的，批下來的時候已是新的縣委書記繼任。
大同的“小康”，背景是1990年代全國刮起的小康風，小康縣是典型，成為小康是一種榮譽和面子。
王漢斌回憶，當時大同縣的日子確實比鄰縣好過一些。大同縣是純農業縣，人均耕地較多，從農業收入看，要高于鄰縣。大同縣另外的收入來源是煤炭。因靠大同市東側，大同縣成為煤炭輸出交易重地，境內有兩個煤檢站。大同縣人搞運輸和倒賣煤炭，收入頗豐。
按《山西統計年鑒》，1996年，大同縣國內生產總值4.6億元，處于當時東部縣的中游。大同縣人口少，人均國內生產總值2861元，在大同市轄的7個縣中排名第二，僅次于煤炭大縣左云。
梁斌龍回憶，按統計數字，在一些主要指標上，當時大同縣確實達到了小康標準。例如當時小康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標準規定的是2500元。不過他也認為，當時小康縣的16個標準中，有一些大同縣是不符合的，但當時的統計數據都迎合了小康。
1996年，大同縣地方財政收入3738萬元，支出6590萬元。收不抵支。
梁斌龍回憶，當時各地小康縣也有名額指標，陽高縣也是小康縣的候選。雖然按統計數字，陽高縣當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2190元，處于小康標準之下。梁斌龍說，當時陽高縣繼任的書記堅決沒有要小康縣的稱號，而大同縣要了。
指標拔高經濟落后？
數據上，大同縣經濟指標節節拔高，當地干部稱，這是領導們硬著頭皮加上去的
大同縣成為小康縣時，梁斌龍正在一個鄉鎮當干部。
“1996年之前，省里每年要補貼每個鄉鎮65000元，成為小康縣之后，補貼取消，每年還要上繳65000元。”他說，“小康”之后，大同縣開始了苦日子。
最難的是工資，鄉鎮的工資要自己籌集。縣里行政人員的工資往往一拖半年，每年都要開會討論工資問題。
梁斌龍說，當時，小康縣下面要設小康鄉鎮，鄉鎮下面設小康村。發給鄉鎮的小康牌子，被干部藏起來，怕掛出來老百姓罵街。
大同縣的七成財政收入靠煤炭流通，到2000年左右，隨著煤炭資源整合，相應企業關停，地方性稅收大量減少，等于砍掉了大同縣一只臂膀。
梁斌龍說大同縣成了真正的貧困縣，不過統計數字還是顯示連年上漲。1996年財政收入3738萬、2000年財政收入4974萬……2012年，3.3億。
農民人均純收入的數字也年年遞增，到2011年達4600元，遠遠高于國家扶貧政策規定的低于2300元的標準。
“如果靠種地就能小康，雁北地區的人就不走西口了。”巨樂鄉東閣老山村黨支部書記贠天貴說，他家在村里算中等以上家庭了，像2012年這樣的好年景，人均收入也就2000出頭，平常的年份則遠不如。
東閣老山村在大同縣的北部山區，75%的農業人口收入在2300元標準之下。
一名當地官員認為，當年大同縣為了入選小康，“提高”了各項經濟指標，此后的歷任領導不想看到自己任期內指標下降，硬著頭皮一年年加上去。
根據中國經濟周刊報道，無力完成GDP指標任務的大同縣只能把市里設在其境內的工業園區固定資產投資等計入其中，事實上那些與大同縣沒有一點關系。
“我們是貧農戴著地主的帽子，而人家是地主戴著貧農的帽子。”梁斌龍說。
近10年來，受益于鐵、錳、金等礦產開發，靈丘迅速成為發展強縣，2012年，靈丘縣的財政收入5.5億元，在大同市的5個貧困縣中經濟實力居首，遠超大同縣的3.3億。
一名靈丘縣政府工作人員透露，之前，靈丘有過要被摘掉貧困帽子的傳言，曾令該縣領導干部焦慮萬分。
“窮帽子”大實惠
隨著國家扶貧力度加大，“貧困”的名頭被爭奪。很難算清，一個貧困縣到底得到多少扶持
記者采訪中，大同當地有官員稱，因為怕被摘掉貧困的帽子，在經濟統計數字上，一些縣會刻意“藏富”。
在靈丘縣，記者問一名政府工作人員該縣統計數字是否真實。他沒正面回答，而是講了個別的地區的例子。他說，在某市礦區，一個煤礦大縣一年產值百億，但從來不敢報那么多，只報幾個億，因為是國家級貧困縣。
2011年的調整中，靈丘依然是扶貧開發重點縣，被列入燕山——太行山貧困片區。
隨著經濟發展，國家扶貧力度加大。根據2011年《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的新進展》白皮書，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扶貧的財政投入，從2001年的127.5億元增加到了2010年的349.3億元。
這種背景下，貧困縣能得到更多幫扶，“貧困”的名頭也因此成為被爭奪的“香餑餑”。
十年中，中央和地方累計投入扶貧資金2043.8億元，其中投向貧困縣1457.2億元，占到總投入的71.3%，縣均1.36億元。
現任大同縣扶貧辦主任的王漢斌，算了一筆賬，貧困縣每年在保障房一項上的支持資金2000萬到3000萬，扶貧專項資金1300萬，財政轉移支付兩個億。這些外來注入資金相當于一個縣的又一個財政收入。
專項扶貧資金之外，貧困縣獲取的國家轉移支付力度很大，包括公務人員工資、重要產業項目的稅收減免、優惠補貼等等。一名長期從事扶貧工作的負責人透露，一般，一個貧困縣可能會獲得國家1億-2億的轉移支付。
此外，按國家規定，中央各部門對貧困地區的政策適當傾斜。水利、交通、電力、教育、衛生、科技、文化、人口和計劃生育等各個部門，對于貧困地區都有資金投入。
有了“國家級貧困縣”的名頭，各縣在各部門爭取投入也就名正言順。不過，貧困縣能得到的資金多少，需要看各縣的項目申報情況。
國家給予貧困縣的幫助是各方面的，例如招商引資方面都有一定優惠，貧困縣還能得到大量貼息貸款。
除了國家和省里，每個市也對貧困縣有幫扶，例如2011年大同市共投入8706萬扶貧資金，渾源縣作為被納入特困區的貧困縣，得到3600萬，其他貧困縣，靈丘、廣靈、陽高等，也在千萬元以上。
1月30日，中國農業大學教授林萬龍說，很難算清楚貧困縣與非貧困縣所受到幫扶力度的真實差距，因為幫扶是多渠道的。
成功“返貧”獲資助
新晉為貧困縣后，大同縣已經跑下來了一筆一千多萬元的資金發展黃花產業
發展了的貧困縣被認為努力藏富，“小康”的大同縣，則看到了一頂貧困的帽子能帶來的實惠，努力爭取“貧困”。
王漢斌介紹，2003年劉俊雍任大同縣縣委書記時，就不斷向省里跑，2005年，大同縣成了財政轉移支付縣，當年轉移支付1710萬元，2010年財政轉移支付1.37億元。
2008年起，繼任的縣委書記王鳳瑞又繼續跑政策。
針對部分扶貧開發重點縣脫貧后不“摘帽”的現象，國家將確定貧困縣的權限從中央下放到地方各省、區、市。
大同縣曾寄希望于“局部調整”。因為貧困縣的總數不變，想要進入“貧困縣俱樂部”，就意味著要擠掉一個。
大同市的貧困縣中，靈丘經濟實力居首。但貧困縣的帽子誰都不愿摘。“暗戰”在所難免。
王漢斌認為，跑政策的雖然是縣政府為主體，實際上是在拼“領導的個人資源”。
大同縣的努力得到了回報。2011年底，燕山——太行山連片特困區，大同縣是山西省唯一以非國家級貧困縣身份入列的縣。
劃入了連片特困區，大同縣依然“心里不踏實”。2013年1月，王漢斌再隨縣委書記王鳳瑞去了省城，去山西省扶貧開發領導小組。
按王漢斌的理解，“片區”里的縣，應該享受“同等貧困”的待遇。但畢竟沒叫“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
1月16日，在太原跑了半個月后，王漢斌與王鳳瑞終于拿到了享受“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同樣待遇的文件。
“有了這個文件，就好辦了。這就是尚方寶劍。”王漢斌終于有了底氣。
戴上貧困的帽子之后，按照扶持貧困縣“一縣一業”的要求，大同縣從省扶貧辦跑下來了1000多萬元資金發展黃花產業。1月18日，大同縣舉辦黃花產業推介會，要力爭將黃花產業做大做強。
1月21日，王漢斌接到了國家工信部中小企業局一個處長的電話，工信部要派人到大同縣接洽扶貧事宜。
資金、項目，開始注入這個新晉的貧困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