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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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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網訊（記者馮文東）十八大以后，城市化浪潮進入新的階段，土地利用模式和城市化發展模式的轉型至關重要，城市化從只注重增量的建設，轉變到關注到農村轉移人口如何向城市人口健康轉型的問題。本屆城市化峰會亦將目光關注到“人的城市化”，正因為此，本次峰會將三個中國城市化典型案例獎頒發給了三個公益組織所正在從事的慈善公益事業，他們是北京地球村環境教育中心在重慶巫溪針對農村留守兒童創辦的“樂和之家”——3+2模式；由南都公益基金會、清華偉新教育基金共同出資設立，針對農民工子弟學校教師群體的“清華偉新·新公民園丁獎”項目；從被助到助人，廣東農民經營“我樂益慈善商店”幫助當地地中海貧血疾病兒童項目。正是這三個項目的推出，將會場氣氛帶向高潮。與會專家學者紛紛發言給與精彩點評。
廖曉義做項目匯報
案例一、作為致力于公眾環保教育的非營利民間環保組織——北京地球村環境教育中心（簡稱北京地球村）從2010年開始將目光投入到農村留守兒童這一群體，地球村的創辦者廖曉義女士在重慶巫溪這一勞務輸出大縣進行幫扶試點，創辦“樂和之家”公益組織，逐漸摸索出一套可復制、可持續的新型鄉村公益模式，為農村留守兒童的幫扶工作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地球村創辦人，著名公益人士廖曉義女士介紹，樂和之家進校模式簡稱樂和之家“3+2模式”，是為提高農村教育水平，保留鄉村鄉土文脈，連結學校與社區，關愛農村兒童的新農村教育公益模式。在政府各級部門單位的協調支持和督導下，公益組織派送社工進校進村服務。在村校成為孩子們的輔導員，音體美德的副科教師；在村社開辦家長學校，傳播產業實用技術，組建鄉村義工隊、娃娃團，為留守兒童提供家一樣的關愛和教育，再造鄉村社會的自助互助文化。
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院副所長于長江對樂和之家項目給與高度評價，他點評到，這樣一個行動，在現在中國的環境下，真的必須靠一些義無反顧的一群人，以這種宗教式的熱情才可以做下去。當然我們當地和社會也要有這樣的環境，尤其當地的政府，當地主要負責人要有這樣的情懷。
于長江認為，實際上在我們的二三線城市，我覺得管理和服務甚至還沒有到這么高的程度，更主要是社會重建的問題，因為我們中國現有發展模式，造成了其實我們很多內地二三線鄉村是殘破的社會，好象我們經常說，一個不健全或者殘破的家庭往往他的孩子就會出現問題，那我們二三線很多地方，這個社會本身就是殘破的，所以不光是孩子，很多成年人也是這樣的，不是一個正常的自然的人類可以生活的社會，所以這也是我們現在不管是發展模式，還是城市化模式的問題，當然不是發生在城市里，是發生在人口溢出的地方。所以社會的重建，不僅僅是鄉村，城市里面也有這個問題，整個社會重建的問題。
中國社科院農村研究所主任李人慶認為，現在新型的社會社區需要很多聚集，不僅僅是人群聚集，需要公共服務集聚，公共服務多樣化，專業化。這些完全由政府或者某個人是很難承擔的，需要公益社會組織來成長，來承擔這個任務。實際上未來城市生活品質的提高，并不僅僅是建筑空間，而是生活空間。一個生活空間是需要社會組織來承擔的。我們探討了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模式。
原巫溪縣縣委書記、現任南岸區區長的鄭向東區長深有感觸地說到，我在巫溪工作六年，重慶最偏遠的一個縣，現在剛到南岸工作三個月。我最直觀的感受是城鄉之間的差距，我覺得今天我們這個主題非常好，叫人的城市化，這是講了城市化的本質，我理解我們看到城市形態的變化，剛看到了設計，看到了大型商超的建設，但是我覺得我們還有一座看不見的城市需要關注，就是背后的農村。所以我想呼吁各位領導，各位專家和社會各界更多的關注社會，關注農村，更多關注人。
鄭向東以一個基層政府的工作人員角度談到他的體會，怎么能夠提高城市化的質量，同時也能推進它的速度？其實這個質量和速度取決的因素不在于我們下多大的力氣，投多少資本，而在于城市化的邊際在哪里？現在尤其像重慶這樣的地區，包括沿海發達城市，其實城市化的邊境已經出現了，農村的情況，現在農民工的生活狀態，城市貧民窟的情況已經制約了我們的發展，未來將會成為我們的負擔，可以說是潛在影響很大的因素。那么我的體會就是不著急，再回首，向內看，這樣的城市化才是有質量的城市化，才是人的城市化。
閆迎春上臺領獎
案例二、新公民”特指“農民工子女”，寓意他們在政府公共政策陽光的普照下、在社會各界的支持關心幫助下，健康快樂成長，成為社會合格新公民?！靶鹿駡@丁”指民辦外來工子女學校的教師，他們為外來工子女教育默默奉獻，是生活在主流社會“面紗”后的一群人。為了推動全社會關心農民工子女學校教師的生存與發展，表彰為農民工子女教育事業默默奉獻的優秀教師，由南都公益基金會、清華偉新教育基金共同出資設立了“清華偉新·新公民園丁獎”，希望通過評選表彰活動，進一步激發教師的光榮感、責任感，喚起社會的關注，支持他們把農民工子女教育工作做得更好。
中華三農慈善基金會秘書長閆迎春在案例匯報中介紹到，“新公民園丁獎”從08年開始不斷覆蓋到全國很多城市，在2010年進入深圳，但從一開始就遇到非常多的挑戰和困難，從被懷疑被排斥到被大家廣泛接受，經歷了一個痛苦的過程，堅持到2012年，第三屆“新公民園丁獎”頒獎，最終覆蓋了東莞地區，共有160多位老師和校長獲獎，同時在中國開發研究院支持下，12月15號舉辦了隆重的表彰大會和民辦教育論壇，這個活動也受到了深圳電視臺以及一些重要媒體的宣傳和報道。
閆迎春透露，表彰結束之后，主辦方還會后續跟一些公益組織在學校開展幫扶流動兒童的項目，組織者用游戲和運動的方式讓這些孩子們通過這樣的方式得到身、心、靈的發展。
點評嘉賓深圳市雅克蘭德設計有限公司總經理吳文媛動情地談到對該案例的看法時候說，我認為農村的現代化比中國未來現代化要重要的多，所以我對很多地區動輒說要建設多少鎮的概念認為有失偏頗，未來更多的外來工還是會向大城市流動的，由于現在勞動要素的增長，工資的增長，外出勞動者會帶孩子生活在這個城市，那么我們城市給這些孩子什么樣的教育也就代表了我們對這個城市未來十五年對城市面貌、城市文明和城市精神的期待。那么我們要對什么人教育？什么人懷著什么樣的心態給孩子做教育？我參加過新公民園丁獎的頒獎禮，我認為是非常了不起的，雖然我認為這個獎本身也有瑕疵，認為他的影響力是不是足夠的正面，但是在中國現在的社會之下，做一個冷靜的旁觀者遠不如做一個有瑕疵的行動者重要。
北京大學景觀設計學研究院副院長李迪華評點到：幾年前教育部突然下文說在規定時間內徹底清理民辦教師，這個文件出臺之后，廈門大學的易中天教授義憤填膺，他在報紙上怒斥教育部，說你不是人養的，但是幾年之后我們仍然看到，民辦教師仍然是西部地區，農村教育的支柱。在北京、上海、深圳這樣的大城市，民辦教師仍然是打工子弟學校的支柱，一些城市掩耳盜鈴，不斷想方設法撤銷打工子弟的學校，可是這些孩子怎么辦？許多孩子因此失學。所以我想這些現象的存在，可能正是我們這個新公民園丁獎的價值。這種工作是杯水車薪，但是大家想象一下，子孫后代的教育問題，這些微薄之力是一個水分子。到底他們能發揮什么樣的作用？從我自己內心來說，真的感覺不到希望。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在救助在幫助在扶持這些留守兒童他們所做的工作，他們讓看不到希望的人看到希望，讓處于絕望中的人能感受到未來，是他們用自己的行動，可能這些行動是有瑕疵的，是微不足道的，是難以撼動更大力量的微弱力量，但是有可能未來的中國社會如果我們能看到和諧的中國社會的話，我們一定會看到這些人曾經做過的努力。
黃繁明做項目匯報
案例三、黃繁明，一個普通的廣東農民，在自己的兒子得了地中海貧血癥，一貧如洗無錢醫治的情況下，妻子也離他而去，隨后巧遇深圳好人好事公益組織總秘書長范志明，得到經濟上的幫助，自己的兒子得到有效治療，在公益組織的幫助下，妻子也重回家庭，黃繁明從一名被救助者向助人者角色轉變，開辦“我樂益”慈善商店，通過慈善拍賣捐助物的方式，善款專門救助其所在縣域和平縣的地中海貧血家庭，現在的黃繁銘依然四處奔波，但卻不是像往常一樣四處借債，而是懷著一顆感恩心在忙于慈善商店的事務。與此同時，他還定期組織志愿者在一些公共場合舉辦義賣活動，他深深地認識到：每多義賣出一件捐贈人的物品，就能為這些“地貧”兒童們多提供一份資助。
黃繁明在峰會現場對大家介紹自己的故事時候講到，目前其組織的志愿隊已經發展到50多個人，也進行了社會團體注冊，志愿隊現在不僅是為“地貧”服務，還推動此類疾病的預防和防治，組織一些社會募捐活動。還開設了國學課堂，請老師幫助孩子們進行傳統文化熏陶。
李迪華作為點評嘉賓談對此案例的看法時說，今天大家談到如何救助非常需要幫助的社會弱勢群體，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已經反復在呼吁，兒童三到六歲之間如果不能建立起跟父母之間的感情，那么這些孩子一生都不會有健康的父母感情，社會學家已經反復告誡我們，兒童如果在六到十二歲之間沒有親情，沒有受到社會公平待遇，那么他們一生可能都容易走向極端，會孤獨，會仇視社會。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的這些呼吁已經在我們生活中證明了，可是這些事情到底對我們重新認識這個社會，或者說在我們思考重構這個社會過程中發揮了什么樣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