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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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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月6日舉行的第六屆中國城市化國際峰會上，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常務副院長郭萬達在“農民工早退現象分析”主題報告中全面分析我國快速城市化進程中農民工早退的原因及其政策建議。
郭萬達講農民工的早退現象
講農民工的早退，這也是一個新詞，農民工的“早退”與農民工漸進市民化的問題。剛才龍部長講到我們競爭力，國外很多人唱衰中國，當然包括現在講的中等收入陷井問題，大家也議論比較多，提出這個概念以后，我們正好進入這個階段，全世界從南美到東亞，確實存在這么一種現象，一到中等收入三千美金以后，覺得跨越一萬美金很難了，對我們來講，就面臨這么一個問題，現在討論也很多。但是我們的看法，中等收入陷井的本質條件就是工資收入上漲快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從而影響到一個國家的競爭力。我們要注意到，一個方面，我們可能過去壓制我們的工資，這可能是不對的，可能會影響農民工收入問題，但是如果過早的提高他的收入，甚至進入福利的陷阱，可能也是不行，這是我們提出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怎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跟整個發展階段，和整個競爭力的提高有一個很重要的本質觀點。
在這個情況下，我們看到民工荒，工資上漲，競爭力是不是下降了？是不是就意味著我們會進入中等收入陷阱？這個問題我們經濟學界也是討論非常熱鬧，一方面我們看到2004年以后民工荒出現了，而且成為一種常態，龍部長經常到珠三角，那時候就講到民工荒的問題，工資也比較少，這幾年上漲比較快了，尤其是深圳，但是誕生了一種悖論，一方面民工荒，工資上漲了，農村就沒有剩余勞動力了，但是我們看到所有研究表明，現在農村仍然有一兩億甚至更多剩余的勞動力。這個剩余勞動力我們也注意到，可能農村一些地方有老人孩子，但是從現有土地，從耕種水平來看，這個剩余勞動力是存在的，包括劉易斯的拐點，我們認為并沒有真正到來。
另外，農民工和農民之間，包括城市和農民之間的收入，還存在相當大的差距，農民工和農民收入差距始終在兩倍左右，當然沿海內地的差距也很大。為什么還有那么多的農民出來？就是因為你城市的收入比農村收入要高。這種悖論不能完全用人口紅利來解釋，因為現在勞動力還沒有那么荒，我們城市化率是51%，但是這個還是有水分的，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城市化率的進程，發達國家75%的時候是什么水平？你看發達國家有一樣，美國城市化率在二十年代的時候就過了50%了，之后他還出現大都市化的情況，就是什么意思呢？剛開始也是很多城市，后來百萬人口的城市占到城市里面的50%，兩個概念，一個是城市化率，一個是百萬人口城市占城市的比例?，F在我們是說城市化，十八大講城市化，什么是城市？現在提出有沒有農民自發的城市？現在我們城市都是國有化的。
所以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看到城鄉人均收入的差距其實還在擴大，這表明城鄉差距是存在的，另外反過來講，農民進城的動力仍然是相當大，特別是最近這五六年時間。所以我們提出一個假說，或者一個理論，就是在城市化長期滯后于工業化的背景下，大量農民工進城，但是又不能在城市待下去，導致農民工過早的退出了城市勞動力市場，我們把這個現象稱之為農民工的早退。這是我們中國特色的詞，因為發展經濟學里面我們還找不到，這是我們的特色，因為我們農民工就是有中國特色的。就是說還沒到農民工退出勞動力市場的時候，他就比較早的退出了勞動力市場，所以導致了民工荒的悖論，一方面民工荒，一方面還有很多剩余勞動力，一個方面農民農業收入還是低，另外一方面出現大量人愿意往城里走。這個是違反常理的，一會兒我們會講這是什么原因。
我們為什么說早退呢？我們有幾個現象，第一個，農民工平均年齡低，在深圳一看，都是年輕的，1500萬的服務人口，平均年齡是19到30歲，大量工人都是17、18歲的。從全國情況看，41到50歲，50以上的務工人員顯著低于平均水平。我們從這個數看出來，這是外出勞動力，這是城市的，這是國家平均水平，這是城市，這是農村。我們可以看出來整個年齡是偏低的。安徽的情況，也是跟全國情況差不多，1到40這一組相對比較低了，50歲以上農民工數量的占比，這個比例不僅沒有提高，實際上還下降了。
第二個，短工化的趨勢非常明顯，就是干三五年，一兩年左右時間，五年以上占的比例是相當的低。當然短工化有很多原因，可能是年輕的農民工，這干一下，那干一下，可能也是因為不斷短工導致他早退。
第三個，城市缺乏熟練老工人。照理講一個城市制造業，工業要有一定的傳承，你去德國，去瑞士，他工業很重要，就是他有傳承，包括日本。在上海為什么有競爭力？他有很多老工人。老工人在這個工種里面的技術是不斷提高的。在沿海我們也知道需要很多技工，最缺的是技工，這個在沿海城市是非常明顯的。
第四，回鄉農民工非農就業率低?，F在我們一些調查，農民工回鄉務工的非常少，過早的退出了作為勞動力資源的狀態，他退回去了，但不是重要的勞動力了。
剛才我們講到這幾個現象，造成早退的原因很多：首先，農民工與市民存在福利的差距。為什么在城里待不下來？很重要原因就是社保、醫療、子女教育、住房等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距，戶籍制度、福利制度水平存在很大的差距，包括區域間公共服務投入水平的差距等等。
第二，農民工人力資本積累受到影響。本身農民工教育程度相比之下偏低，都是初中以下的人員占了百分之七八十，這個在沿海在內地情況都是非常清楚的，我們10年在泉州做了調查，包括新生代農民工的調查，25%的人認為缺乏專業知識，學歷文憑低是26%，這一大塊是造成農民工早退的一個原因。所以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培養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這幾年新農村建設，農業收入提高，也是一個原因。我們在惠州，在其他一些地方表明這幾年確實在十一五的時候，包括中央的轉移支付，包括農業收入提高，某種程度上，使得一部分農民工覺得待在城市不如家鄉好，這使得他早退了。
第四，沿海城市產業轉型升級。去年深圳的富士康，他一走，帶走了幾十萬人，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在這樣的情況下，十八大為什么提出來農民工的市民化？十八大文件是說“有序”，我們認為漸進市民化的進程是非常重要的，解決農民工早退的核心就是要落實農民工在城市的公共服務，但同時要避免陷入福利陷阱。這一點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為什么要漸進？因為你過快的增長，某種程度上會影響我們的競爭力，這就是剛才我一開始提到的中等收入陷井，一種情況是福利陷井，一種情況是使得你的城市化大大落后于城市化的陷阱，這兩種情況都可能導致中等收入陷阱，所以我們認為漸進的市民化就等于路線圖時間表，有一些要立刻解決，有一些要分步解決，有一些快一點，有一些慢一點，另外一個，解決農民工的市民化，就是整個國家的體制改革，不是那么簡單的事情。
我們從教育入手，教育是非常重要的要優先解決的問題，包括產業升級，升級不等于不要勞動制造業。我們在深圳感受非常深刻，我們經常給深圳政府提出建議，我們講教育，教育問題我們就遇到了，現在是大量農民工往深圳流，如果要全部解決，一個農民工要十萬，中央主導是其他方面，包括教育、衛生這些都是地方分擔的，所以我們看到現行教育投資體制是由地方政府負責多渠道的體制，這就帶來很大的問題，某種程度上來講，要解決教育的問題，首先就是中央地方財稅稅權的劃分。我們講兩個紅利，你必須要跟改革聯系起來，你改革不動，農民工的市民化做起來是非常困難。
我們看到基礎教育里面，OECT國家政府的投入是達到91%，84%等等，都是80%以上。我們看深圳公辦比例分別是55%，65%，79%，當然我們可以看出來，深圳這種情況表明他的民辦學校發展情況好一些，但是我們注意到，當私人資本進入基礎教育的時候，多少是需要回報的，而我們農民工進入的學校都是這種學校，所以問題很多。政府的缺位帶來這些問題，你的教育資源分配是不公平的。當然我們也看到地區之間收入的差距，投入情況是不一樣的，最高的大城市，最低的貴州云南，差距都好幾倍。
所以這種情況下，我們認為光要解決教育市民化的問題，就是義務教育的分級管理，以縣為主的體制，加強義務教育由中央或省級統籌。同時我們要改革現有的招生、考試制度，允許所有考生在常居地接受教育，不光是高考，中考也很突出，這都需要趕緊拿出時間表來。同時我們要改進現有教育的分配制度，包括財政投入，轉移支付，以及高校招生的指標分配，現在所有東西都是行政主導，所以這就涉及到行政改革，資源改革，轉移支付的改革?，F在很多農民工出來了，在一些農村建立的學校沒有人了，這邊在深圳又不建學校，說建學校五六年以后人家離開了怎么辦？我的看法這就是體制問題，如果沒有中央到地方的整個體制改革，光教育市民化的問題，都解決不了，只能是一句口號，或者是我們美好的夢想。
所以我的結論就是，避免農民工早退，實現市民化，既可以延長人口紅利，又是改革紅利，因此是最大的內需。這種情況下，提供公共服務，使以后農民工不再早退，相關政策出臺刻不容緩。我也贊同龍部長的說法，老一代的農民工回去就回去了，但是新一代農民工已經不能回去了。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在中央統籌力度，利益調整的情況下，你想一步到位是難的，學習我們漸進制改革中的三軌制，雙軌制，我們拿出路線圖是一個辦法。教育問題應該盡早的出一個方案，福利問題，房子問題可以跟著農村改革來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