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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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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鎮化路徑圖：新農村建設成重要一環
【21獨家分析】21財經情報研究員認為，管理層已定調城鎮化帶動經濟發展的前提下，新農村建設、新型的農業化發展道路，將是城鎮化發展的一個重要環節。
據了解，農業經營體制的調研工作今年中旬開始。有專家分析，明年的中央一號文件，仍將聚焦農業發展，這將是中央一號文件連續第十年聚焦“三農”。
然而，在今年新任管理層定調“改革是最大的紅利”、“城鎮化是未來中國經濟動力”的前提下，明年即將出臺的中央一號文件，或許將有新的解讀。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全國人大農委委員張曉山表示，中國即使未來城鎮化率達到70%，也有4億人在農村，所以這就決定中國不可能大量出現像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那樣占地幾千公頃的公司農場，或者南美的種植園，然后農民都成了農業工人。中國未來的農業還是以農戶經營為主。
此外，12月9日，全國政協經濟委副主任、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表示，在農民土地確權的前提下，加強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服務配套建設，否則農村和縣城始終不會成為城鎮化的有吸引力的地方。而厲以寧作為李克強副總理導師的身份也加重了此番發言的重量。
更為重要的是，十八大報告對新農村的未來農業發展指明了重要方向，也就是組織化生產和社會化服務。
據悉，十八大報告指出，堅持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依法維護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壯大集體經濟實力，發展農民專業合作和股份合作，培育新型經營主體，發展多種形式規模經營，構建集約化、專業化、組織化、社會化相結合的新型農業經營體系。
概而言之，新農村建設的政策精神應該是在堅持農戶作為農業生產經營主體的基礎上，創新發展專業大戶、家庭農場、專業合作社、農業產業化等生產經營形式，但不鼓勵工商企業大面積、長時間租種農戶土地。
這樣一來，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有望聚焦農業經營體制已然是大概率事件了。因此，新農村的建設、農業經營體制的改革，依舊是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首要問題。
而新農村建設過程中，所涉及的內容也不單純局限于農村經濟的發展，同時也會涉及到教育、醫療、衛生等多方面的相關配套措施的建設。
近日，厲以寧接受采訪時表示，巨大的城鄉差別是中國亟待逾越的鴻溝，破解的辦法就是城鎮化。除了公眾的名義上的所有權以外，對農民自己沒有任何意義。在教育、文化、社會、醫療資源分布上，城鄉差距都很大。
他同時強調，新農村建設著重在兩點：一是公共服務到位，二是城鄉社會保障一體化，這就是中國城鎮化路線圖。
綜上所述，在城鎮化拉動中國經濟發展的總基調之下，新農村的建設將成為城鎮化過程中的重要一環。在此前提之下，后續出臺新農村建設方面的配套措施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21財經情報將會陸續進行跟蹤報道。
城鎮化而非城市化暗含不同投資機會
【21獨家研究】我們12月7日的報告《為什么要城鎮化和什么是城鎮化？》再度引發用戶熱切關注。21財經情報研究員注意到，與國外提“城市化”不同，中國的提法是“城鎮化”，這既意味著中國城鎮化有獨特的定位，也意味著不同的發展路徑與投資機會。
盡管“城鎮化”早在黨的“七大”（1945年）毛澤東就提出來了，但是至于其內涵少有提及，以至于對新農村建設和城鎮化都有不少誤解。
2010年中央一號文件曾提出“推進城鎮化發展的制度創新”，時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陳錫文就此表示，由于中國長期的概念中，除了城市之外，還有一類叫做城鎮，相對來說，“鎮”比一般的“市”小一點。所以中央2000年就明確提出要走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就是指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方式，我們把它叫做“城鎮化”。
可見，“城鎮化”既包括了“城市化”又包含了“鄉鎮化”，其涵義比城市化更廣，體現了中國特色的發展模式。中央決策層之所以要推進城鎮化，絕非簡單地將農村人口導入城市，而是將推動城鎮化進程作為經濟發展轉型和我國經濟再平衡的關鍵動力。
21財經情報研究員認為，在城鎮化的概念中加入“鄉鎮”概念，顯然是出于國情的考慮。在《為什么要城鎮化和什么是城鎮化？》中我們曾指出，城鎮化其實植根于時代大變革之中，是中國經濟和社會的內生性需求。據統計也顯示，在2.25億農民工中，只有0.75億選擇就近工作，而大部分選擇外出就業，外出的目的無非是追求更高的薪酬和更好的公共服務。這意味著，如果就近城鎮能夠提供同等甚至略低的薪酬和公共服務，農民無疑將告別背井離鄉的生活。
盡管我們也可以在沙漠中搞城鎮化，在高原上修建四通八達的高速公路，但是代價卻是巨大的，缺少人住的城鎮與缺少車通行的高速都是失敗的投資。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溫鐵軍認為，城鎮化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將縣級以下的城鎮集中，在最短半徑中讓最多的農民獲得非農就業機會。
另一方面，21財經情報研究員指出，城鎮化不僅包含了人口從“鄉”到“城”的進一步轉移，更包括人口和其他資源從大城市到城鎮的回流。
就前者而言，由于農村剩余勞動力有限、人力資本不高，轉移的難度較大、收益有限且成本較高；后者而言，要縮小級差地租，實現資源的向下流動，需要放權讓利的經濟體制改革，需要中央主動調節資源的配置，向下而不是向上傾斜。
21財經情報研究員強調，應該說，“城鎮化”這一提法是針對我國長期以來過分重視城市，特別是大城市的發展，而忽略小城市，特別是忽視鎮的發展，而作出的一種有意識的強調。它既有利于避免在發展過程中只想到市而忽略鎮的思想誤區，也能夠促使國家政策更加注重將鎮和市的發展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
那么中國將如何邁開城鎮化的步伐？
美國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長、生態經濟學家萊斯特·R·布朗 (Lester R .Brown)先生認為：城鎮化和經濟發展的模式可分為兩種：一種叫“A模式”，一種為“B模式”。“A模式”即是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的發展模式，其主要特征為城市低密度蔓延、私人轎車為主導的機動化、化石燃料為基礎、一次性產品泛濫等。
作為迫切希望強大富裕的發展中國家，往往難以抵制“A模式”的誘惑而陷入困境。上世紀90年代初，西方國家為拉美國家提供了一攬子經濟改革援助計劃，按照他們所熟悉的“A模式”的思路，僅僅十多年的實踐，就使得原本繁榮的南美、拉丁美洲經濟體數次面臨崩潰，也使得資源富饒的眾多非洲國家饑餓人口上升到創紀錄的2億多，4社會經濟等方面的發展幾乎倒退了數十年，稱之為殖民式城市化。
布朗警告稱，中國如果走“A模式”道路的話，屆時需要三個地球的資源才能支撐人類的發展。
針對“A模式”，塞奇·拉脫謝爾(Serge Latouche)等人提出“反增長計劃”，認為只要在社會與環境生命支持系統保持平衡的情況下，減少資產、人口及不必要的包袱，人類社會就可以在轉折和衰退的過程中保持“繁榮”。
21財經情報研究員指出，顯然上述模式均不會成為中國城鎮化的參照，而只能是反面教材。住建部副部長仇保興曾表示，“城鎮化對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而言，實際上只有一次機會。因為隨著城鎮化進程的結束，城鎮和重大基礎設施布局一旦確定后，就很難再改變。”
中國的城鎮化沒有先例可循。李克強碩博導師、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日前表示，“符合中國國情的城鎮化等于老城區+新城區+新社區三部分構成。中國不能學西歐，走反城市化道路?！彼忉尫Q，老城區城鎮化是指，改建多年形成的棚戶區、工廠外遷區，使之成為適合人居住的商業區和服務區，新城區指開發區、實驗區、工業園區、物流園區等，新社區就是新農村建設。
21財經情報研究員強調，中國城鎮化的路徑將與十八大報告所提及的“美麗中國”、“生態文明”一道，意在回歸中國傳統的鄉土文化，是穿舊鞋走新路，而非穿新鞋走老路，更重視發展的質量而非增長的數量。城市化即是資本積聚的過程，是排斥性而不是包容性的，城鎮化則相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