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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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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被冠以“農民”兩個字，實際上“新生代農民工”與農村、農民的關系已不是那么緊密，不少甚至根本就不是在農村出生，更不是在農村長大。而“農民工”這個稱謂，實質上是戶籍這堵墻，卻如影相隨，羈絆著他們融入城市，阻礙著他們的進一步發展，進而制約著我國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社會的轉型。所以，要破解“新生代農民工”這一民生難題，不妨先從戶籍制度著手，賦予他們“新市民”的身份。
首先，從戶籍制度著手，可以讓“新生代農民工”更快地融入城市。與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父輩相比，新生代農民工一般初中或高中畢業就遠離鄉土，多數不懂種地，因而對土地沒有依戀；相反，“新生代農民工”大部分時間生活在城鎮里，在城市生活方式和消費文化的浸染下，他們很渴望融入城市生活，在城市里扎根，而不是像父輩一樣在城里掙錢回家蓋樓過日子。但是，當前的戶籍制度，使得這種“融入”顯得異常艱辛。與其讓他們在城市的事實存在卻與城市格格不入，不如讓他們盡快地融入到城市。
半個月前，新任農業部長韓長賦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城里人對新生代農民工的態度應該是：用城市文明和城市文化同化他們，而不是排斥他們。而只有當他們被賦予“新市民”的身份，他們才會從心理上真正對這個城市產生認同，意識到自己是這個城市的一員。
其次，從戶籍制度著手，可以防止城市出現新的“二元結構”。城市的高樓鱗次櫛比，他們不少能住得起的卻只有陰暗潮濕的地下室；城區富麗堂皇，他們的棲身之處卻往往是偏遠的城郊，甚至簡易工棚。據報道，北京全市88.5%的流動人口，居住在城鄉接合部；而上海市外來人口中也有八成居住在郊區。當城市出現新的“二元結構”，當這些卑微的年輕人經常性地感覺到自己淪為了城市的“邊緣人”，當他們的內心被壓抑太久的憤懣所支配，誰都不能保證這個群體不會成為城市的一個不穩定因素。2005年末的法國郊區的騷亂或是前車之鑒。
韓長賦部長曾表示，第三代農民工已經成為了“當前我國農業農村發展面臨的非傳統挑戰之一”。而這種“挑戰”與風險，實際上可以通過戶籍制度改革部分地化解。
再者，從戶籍制度著手，可以減少農民工“退保”等社會問題。目前，戶籍既是市民身份的一種標志，也是享受各種社會福利的一種憑證。因為沒有城市戶口，這個雖然多數時間生活在城里卻沒有城里“名分”的群體很少能享受城市社保、醫保等福利待遇，由此產生了諸多社會問題。
多數情況下，農民工能上的醫保是農村老家的新農合，而他們長年在城里工作生活，千里之外的新農合即使參加了其實際意義也相當小。不少農民工的社保實際上處于空白狀態，就是上了的也存在種種問題。此前南方一些城市出現的農民工“退保”風潮，背后其實與戶籍不無關系。如果農民工能解決戶口問題，能成為“新市民”，他們何苦背著社保跑來跑去，甚至于“退保”呢？
去年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把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逐步在城鎮就業和落戶作為推進城鎮化的重要任務，放寬中小城市和城鎮戶籍限制。”
聽到“樓梯響”更要看到“人下樓”，政策基礎是有了，指導方針是有了，現在要做的是怎么把政策落到實處，怎么制定切實可行的操作辦法，一步一個腳印推動農民工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變為“新市民”。
在全國外來農民工最多的廣東，前一階段已宣布正在醞釀推廣“積分制”等辦法，打破農民工進城入戶“瓶頸”，使在城鎮穩定就業和居住的農民工有序轉變為城鎮居民。這無疑就是務實的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