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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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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城市化將使農村變得更美好
所謂“農民的終結”，其實是“小農的終結”
城市化目標不應是在空間上消滅農村
城市化成果需要分享，城市化過程更需尊重民意與民俗
隨著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的快速發展，一些傳統村落逐漸消失，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在目前的中國，村包括自然村與行政村這兩類。自然村是由村民經過長時間聚居而自然形成的村落，是鄉村聚落最基本的組成部分。行政村則是中國行政區劃體系中的最低層級，通常由一個大自然村或幾個自然村聯合組成，設有村民委員會或村公所等村民自治機構。隨著中國快速城鎮化進程中大量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遷移，部分村莊的消失是不爭的事實。官方數據顯示，2011年中國的人口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根據我們的計算，2009年我國城鎮人口數量從2001年的4.8億增加到6.7億，城鎮人口增長34%。
“小農的終結”
那么，農村真的會消失嗎？其實早在上世紀60年代，法國著名農村社會學家孟德拉斯(Henri Mendras)就撰寫了《農民的終結》一書，引起了強烈反響。正如書名所示，孟德拉斯認為，“如果整個社會全部城市化了，也就沒有農民了”。但是即便是孟德拉斯所說的“農民的終結”，也并不是“農業的終結”或“鄉村生活的終結”，而是“小農的終結”。今天看來，當今世界發達工業國家的農業從業者，在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上都發生了巨大變化，但是無論社會怎樣發展，農民也不會無限地減少，農業勞動者仍然是整個社會中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社會群體，發達工業國家的城市化率很長時間一直停留在80%左右就是明證。從這個意義上說，農村與農民的完全消失很難成為現實。
在中國，我們更沒進入“農民的終結”這一階段。從統計學上看，沒有證據肯定中國每天還會有50或300個村莊繼續消失下去，也沒有證據否認，消失的農村可能本身就是所有村莊樣本中最容易消失的個體，農村的消失可能也僅是這一歷史時期的某一特征。更重要的是，每個村莊的獨特性與異質性需要我們做更嚴謹的調研，否則就可能犯統計謬誤。我們需要透過這些冷冰冰的數據，更加關注這些消失的農民去了哪里？在城市生活得怎么樣？消失的農村土地利益如何分配？傳統的鄉村文化我們保護好了嗎？我們的城市化質量需要提高，城市化目標需要考量，城市化成果需要分享，城市化過程更需尊重民意與民俗。
城市化質量不高
當前我國城市化的一個主要特征是“隱性城市化”和“準城市化”現象并存，城市化質量不高。所謂的“隱性城市化”是指兩種現象：一是存在尚未取得城市正式居民地位的長期留居城市的人口；二是存在大量居住在鄉村、但已經長期從事非農產業的居民。所謂的“準城市化”，則是指目前的許多小城鎮規模很小，設施落后，大批建制鎮的居民雖然已經為城鎮居民，但是仍然沒有脫離農業，生活條件也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改變。對于前者，提高城市化質量主要涉及農民工的市民化問題，提高農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務水平，解決他們的子女教育問題，真正解決城市中的“新二元結構”；對于后者，也是涉及農民“進城上樓”的生活條件問題，需要給予農民就業的機會。目前中國部分城市的“城市病”嚴重，“城中村”現象也很普遍，我們要警惕在消滅農村的同時，又在城市中產生“農村”。
與人口的城市化相比，過快的土地城市化更是一個引起諸多矛盾的問題。過去幾十年，中國土地城市化速度遠遠快于人口城市化速度，進入新世紀后，中國的建成區面積從2001年的2.4萬平方公里增加到2009年的3.8萬平方公里，面積增長了近60%，這比同期人口增長速度快了26個百分點。其中的工業區與開放區建設、大學城建設、政府新辦公樓建設是土地城市化的重要途徑。土地城市化過快背后的原因有許多，地方政府土地財政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而農民利益的受損也是不爭的事實。我們的城市化目標不應是在空間上消滅農村，國外緊湊型城市化也有許多成功案例，值得我們反思。
我們要特別重視與解決城市化過程中農村土地利益的公平分配問題。對于發達地區的城郊農民而言，進行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是把地方政府、開發商和城郊農民在城市化過程中的不當收益重新分配，改革征地制度，提高農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對于落后地區走出農村的農民而言，可能很難從當前土地的收益中獲益，但是我們也要保護他們有從土地的未來潛在價值與收益中獲益的權利。今天落后地區農村的土地收益可能不大，但并不表示將來在城鄉區域協調發展中，土地收益不會增加，我們不能不考慮他們的利益，不能讓他們在城市化的浪潮中回鄉無門。
鄉村社會的復興
在城市化進程中，我們要多一些人文關懷，少一些所謂的現代文明對傳統文化的粗暴蠶食。我國傳統文化的根基在農村，傳統村落保留著豐富多彩的文化遺產，是承載和體現中華民族傳統文明的重要載體。由于保護體系不完善，一些傳統村落消失或遭到破壞。如何使得中國從農耕文明向工業文明轉變得更自然一些，更健康一些，在農村土地開發中更尊重民意和民俗，這也是一個需要研究的重要命題。
那么，未來理想中的中國農村是什么樣？孟德拉斯描述的法國農村給了我們一些啟示。他在1984年《農民的終結》一書的再版中闡述了鄉村社會的驚人復興，“鄉村現代化了，人又多了起來”，“今天的鄉下人享有城市生活的一切舒適”，農業勞動者和鄉村居民從1970年起就追上了城市人，在其他一些方面，他們保留著優勢（住宅的面積），鄉村的孩子去上學都有客車接送，在小學和中學里，他們和城里的孩子一起上課，鄉村在生活方式上完全城市化了，“城市人一有可能就從城市溜走”，城市也出現了鄉村化。這樣的農村不正是我們想要的嗎？
（作者為上海財經大學區域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員）
傳統農村在城市化進程中必然消失
劉新靜
城市化必定會導致農村和農業空間的逐漸縮小
中國傳統農村和農業必須轉型發展
傳統農村消失的根本動力在于傳統農民的消失
傳統農村的消亡與城市空間的擴張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從1949年到2011年，我國城市數量增長了近7倍，城市人口增長了6.7倍。與此同時，城市作為容納人口的容器，其空間也不斷擴張，1984年我國城市建成區面積為8842平方公里，2010年城市建成區面積為41768.4平方公里，增長率為372%。城市的不斷膨脹意味著農村的不斷萎縮，到2020年，中國還將有1.5億人口從農村轉移到城市，如果按城市建設標準100平方米/人計算，還將有15000平方公里的非城市地區納入城市區域。由此可見，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深入，農村區域不斷縮小是大勢所趨。正如威廉·配第在《政治算數》中所說，工業往往比農業、商業往往比工業的利潤多得多，因此勞動力必然由農轉工，而后再由工轉商。在有限的空間內，以工業和商業為基礎的城市化必定會導致農村和農業空間的逐漸縮小。
傳統農業制約城市化進程
不斷縮小的農村地區會不會有一天永遠消失呢？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超過勞動者個人需要的農業勞動生產率是一切社會的基礎，盡管農業的地位在不斷下降，但這只是說其貢獻總量在GDP中的份額，農業部門在國民經濟中的基礎地位永遠不會改變，所以從這個角度看，農村永遠不會消失。但以機器生產為代表的大農業取代小農經濟是歷史的必然。農業也可以跟工業一樣采用大規模的集體生產方式，后者可以提供農業改良需要的更大的投資和更多的物質生產條件，小農經濟作為“過了時的生產方式的殘余”，“在不可挽回地走向滅亡”。
關于傳統農業局限性的論述屢見不鮮，舒爾茨在《改造傳統農業》一書中認為，傳統農業是農民世世代代同樣地耕作和生活，他們年復一年地耕種同樣類型的土地，播種同樣的作物，使用同樣的生產要素和技術，是一種基本維持簡單再生產的、長期停滯的小農經濟。這段話也可以用來描述中國的傳統農業，“中國的養蠶釀酒、種瓜栽豆，起始于商代；播種施肥、深耕細作，普及于戰國；納稅賦稅、強本抑末，倡導于早秦；鐮斧犁鏵、鍬鏟鋤耙，初見于西漢。幾千年以來，農民世代相傳的各種生產要素和耕作方式，基本上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和突破性的發展”。在城市化背景下，傳統農村和農業已經成為我國現代化建設的關鍵制約，現實問題和矛盾焦點要求中國傳統農村和農業必須轉型發展。
農村和農業迎來變革時代
首先是資源問題。土地資源和人力資源緊缺是促使傳統農村和農業向現代轉型的重要因素。截至2010年底,我國耕地總數不足18.26億畝,已接近18億畝的紅線。人均耕地不足0.1公頃，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發達國家的1/4。而且，我國農村用地的粗放現象仍十分嚴重，目前我國農民集體建設用地為16.8萬平方公里，是城市建設用地的3.4倍。與此同時，在工業化和城鎮化過程中，大批農村勞動力轉移向城市和二、三產業，導致農村大量良田被撂荒，農村青壯勞力大批流失，“空心村”比比皆是。土地資源和人力資源的雙重緊缺，使農村經濟發展嚴重滯后于工業化和城鎮化，小農業面對大市場往往力不從心，導致了農產品價格大起大落等問題出現。樹立緊湊型發展理念、轉變農村土地經營方式、提升農村和農業的現代化程度，是改變這一狀況的必然選擇。
其次是產品問題。2011年，中國糧食產量首次躍上了1.1萬億斤，實現了半個世紀以來首次“八連增”，創造了連續5年過萬億斤的新紀錄，達到了2020年糧食產能規劃水平。但在這一“奇跡”的背后，卻是食品安全問題的凸顯，如糧食、蔬菜、水果等初級農產品在生產過程中的化學污染，又如生化技術大規模無節制地濫用讓中國人陷入了“沒有東西可吃”的尷尬境地。同時，“重用輕養”、“只用不養”，過度開發、掠奪式經營導致土壤養分失衡、基礎地力支撐能力下降、土壤退化等嚴重問題。糧食安全問題仍然是潛在的威脅。體制機制不健全固然是農產品安全問題頻發的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還在于當前農村和農業的生產方式已不適應農村生產力的發展需求，以家庭為單位的土地經營方式無法滿足市場的需求，傳統農業的勞作方式和技術水平也無法協調追求利潤和社會責任之間的矛盾。在這個意義上，農村和農業的變革和創新發展時代已經來臨，傳統農村和農業也必然會漸行漸遠成為歷史的記憶。
再次是環境問題。環境功能是農村和農業的五大功能之一，但是傳統農村居住比較分散，缺乏科學的規劃和必要的基礎設施，生活垃圾和養殖廢棄物未能得到有效的處理和回收利用，一些高耗能、高污染、資源性和產能過剩項目向農村地區轉移，化肥和農藥的濫用也嚴重污染土壤和水源。據全國污染源普查，目前受污染耕地1.5億畝，污水灌溉3250萬畝，固體廢棄物堆存占地和毀田200萬畝，受污染耕地占總耕地面積的10%以上，每年造成糧食減產1000多萬噸，直接經濟損失200多億元。由此可知，我國農村的生態環境已經岌岌可危，如果傳統的生產和生活方式不采取根本性的變革，后果將不堪設想。
新農民不再重復父輩人生
資源、產品和環境相比，傳統農村消失的根本動力在于傳統農民的消失。正如舒爾茨所言：“總而言之，一個受傳統農業束縛的人，無論土地多么肥沃，也不能生產出許多食物。節約和勤勞工作并不足以克服這種類型農業的落后性。”傳統農民已經不適應農村經濟發展的需要，這是不爭的事實。相比之下，70后、80后、90后的新生代農民，盡管受教育程度較高，大都有過城市經歷，但他們卻很難再回到鄉村，即使回去也不再會重復父輩的人生，而新農民的出現和不斷壯大，必將使傳統農村徹底退出歷史舞臺，這才是傳統農村一定會走向消失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