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在長安街永安里等路口看到,增大版的紅綠燈和普通紅綠燈沒有明顯區別,只是直徑加大,如果不仔細看根本辨認不出來。但紅綠燈確實比以前更加醒目,駕駛員在老遠的地方就能看到。
據了解,對于紅綠燈的發光面大小、視認距離,國家都有相關標準,400毫米已經屬于標準中常規紅綠燈的最大型號。
第一批增大版紅綠燈,率先安在了長安街及其延長線上的大望橋至八角橋的各個路口,以及海淀、亦莊等地的大型路口,這些路口寬闊、車道多、車流量大。紅綠燈尺寸加大后,視認距離保證將大于150米,也就是說,司機在150米范圍內,就能清楚看到路口的紅綠燈狀況。
本市的交通狀況一直比較復雜,交管部門從細節著手,不斷科技創新,改善交通設施,提升科學管理水平與為民服務水平,方便交通參與者。市公安交管局設施處負責人告訴記者,過去我國是自行車大國,形成了我國的一些交通特色。“在國外,大部分國家禁止在路口50米范圍內種植植被,即使有,也是比較矮的灌木叢。但是我國從歷史上形成了行車道旁種植樹木的習慣。道路兩旁的樹木多,可以為騎車人遮陽擋雨。但這些路樹也給交通帶來一些麻煩,容易遮擋紅綠燈和交通標志、標牌。另外,本市機動車持續增長,車輛排隊現象也比較普遍,隊排得越長,隊尾司機觀察路口紅綠燈就越困難。”市公安交管局設施處負責人介紹,近年來,本市不斷通過增加懸臂式紅綠燈、設立多光源信號燈的方式解決這一問題。此次安裝增大版紅綠燈也是為了盡可能地方便司機在行車時觀察路口紅綠燈。
揭秘
老交警講紅綠燈的故事
55歲的交警浦勇,工作30年全是在跟紅綠燈打交道。“凡是紅綠燈的事,你就問吧。”剛見到記者,老浦還有些拘謹,但一談起紅綠燈,整個人馬上變得神采奕奕。
七十年代:
崗樓里放著備用燈泡
在設施處的小院里,一條筆直的小路上,各個時期的交通指示牌、紅綠燈、斑馬線,一應俱全,儼然一個小型的交通設施博物館。
指著第一處紅綠燈,浦勇說,“這個最親切,我剛工作時,馬路上有許多這種老崗樓似的紅綠燈。”黃色的圓形崗樓上,頂著一套紅綠燈。
那時,全北京只有40多萬輛機動車。“一到晚間,稍偏遠的路口很少能見到機動車。”
讓浦勇印象最深刻的是,當時的紅綠燈用的全是白熾燈。白熾燈理論上的使用時間只有3000小時,被當做紅綠燈的光源,其實際使用壽命更是只有短短幾百個小時。那時的交警,上崗時崗樓里放著燈泡,因為紅綠燈隨時會“憋”,要不就是只綠沒紅,或是只紅沒綠。“有時燈壞了就只能在路上攔下一輛大卡車,讓人家把車開到紅綠燈底下,我們爬上車頂換燈泡。”
那時的紅綠燈還有個特點,全手動,沒有自動信號。7個鈕,東西直行、南北直行、東側綠黃、西側綠黃、南側綠黃、北側綠黃和四向全紅。“一個燈,一個交警,就把一個人拴死在路口了,不能離開,控制紅綠燈完全靠手扳。”
八十年代初:
變燈不再用手扳
1980年,北京研制并開始使用了自動信號機,紅綠燈改成了自動控制,從此后,交警不用再手扳紅綠燈。被解放出來的警力更多地投入到了路面執勤。
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上世紀八十年代前,只有遇到“綠黃燈”機動車才可以左轉。“綠黃燈,其實就是左轉燈,在以前,綠燈亮時是不可以左轉的,只有綠燈和黃燈同時亮起,司機才能左轉。”法規修訂后,綠燈才成為左轉和直行兩種交通行為的指示燈。
1985年左右,多相位燈誕生,也正是從這時起,左轉和直行開始分車道行駛,道路通行能力得到很大提高,事故率也同時降低。
邁入21世紀:
北京紅綠燈三個應用第一
剛剛邁入21世紀,北京的機動車數量迅猛增加,交通設施的更新換代與變革速度堪稱驚人,還拿下了三個應用第一。
2000年,路段人行橫道自助信號燈在平安大街等道路的10處路段安裝。很多人開始嘗試在等紅綠燈時先按下燈桿上的按鈕,給信號機一個信號——我要過馬路。這也成為北京的首創。
與此同時,低耗能的LED紅綠燈研制成功,白熾燈泡逐步退出紅綠燈的歷史舞臺。
還是在2000年,北京獨創了另外一種紅綠燈,目前幾乎推廣到了全國各地,那就是左轉彎待轉燈。“最開始,左轉彎待轉只是在橋下路口,我們當時就想著,如何能把橋下的這一塊空地利用起來,于是在全國最先提出了‘二次等燈’的概念,就是把整個左轉彎過程分成2個步驟,劃出左轉待轉區。”左轉彎待轉燈的出現,立即大大提高了路口通行率,并推廣到平面十字路口。
2002年,北京首先在環路安裝、使用帶車道誘導箭頭的車道燈。“大家都知道,北京的交通情況非常復雜,一旦發生交通事故,有可能造成長時間的擁堵。”浦勇介紹說,車道信號燈主要使用在多車道道路,綠箭頭、紅叉子指示車道是否封閉,能不能走,司機都應注意查看。
2007年,北京機動車突破300萬輛,隨著機動車數量的飛速增長,北京交通管理開始突出“重服務”的理念。“以前路不夠了分時,時間不夠再從路上挖資源,當我們發現,道路和時間都難以再‘壓榨’后,我們開始從細節上改進交通設施,加大創新力度,將科學管理和高效服務結合起來,為群眾的出行提供最大程度上的便利。”浦勇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