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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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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荒聲浪再起。去年的金融危機讓珠三角諸多加工廠外部訂單銳減，只能接受倒閉或搬遷的命運。而在國際市場消化掉庫存之后，外部訂單再次增長的時候，珠三角卻面臨普遍招工困難的尷尬。部分企業甚至不得不推掉部分訂單，僅僅接受附加值高的部分。
出現這樣的現象并不奇怪，自從世界經濟回暖外部訂單逐步恢復以來，珠三角地區的用工需求就逐步增加。但與之對應的是，農民工的就業選擇區域變得更廣，如自從國家對于全國區域經濟重點規劃以來，華東東北等地的用工需求也在增長，而且工資福利相對更有競爭力，這在一定程度上分流了農民工。
其次，宏觀政策調整所引起的產業轉移讓部分工廠向內地轉移，部分農民工選擇就近就業。
其三，土地流轉政策的改變促使部分農民工在家回歸土地，避免土地被重新分配。農民工的年齡結構改變是重要因素之一。更多80后、90后涌入農民工群體，而其生活方式帶來的偏高消費意味著他們必須依賴更高的工資收入。珠三角原有的純粹低工資式的招工優勢日漸喪失。由于對工資福利等的心理預期更高，結果在原有的薪資體系下，農民工供給下降，最終蔓延成了普遍性的民工荒癥狀。對80后、90后而言，更高的工資和福利成為優先考慮的重點，基于人力資源管理的培訓輔助業有助于其將來的職業發展，而這些正是習慣了廉價勞動力的珠三角企業所缺乏的。珠三角地區“騰籠換鳥”式的產業轉型致使企業的用工需求向高技能人才轉移，常規的普通農民工供給不能與之對應，進而出現結構性民工荒。
誠然，對于處于產業鏈底層的加工生產類企業而言，低廉的勞動力價格對應絕佳的成本優勢以及較高的利潤率。因此，無論相關勞動法規或者是其他宏觀政策引導，都改變不了企業的這一勞動力成本偏好。因此，在外部訂單需求上漲的時候，他們也需要在訂單價格與農民工工資之間做利潤率的權衡，一旦現有的農民工工資整體上揚，企業喪失勞動成本優勢之后可能面臨利潤率銳減，甚至只能選擇關閉。
鑒于當前國家在內陸地區的宏觀政策，直接在農民工所屬省份開辦工廠越來越凸顯出綜合優勢。企業需要考慮的是，當地政府能夠提供足夠的政策優惠以及增加的交通成本如何對沖的問題。更有選擇優勢的是，內陸地區出現類似珠三角的加工廠集聚區域，形成強大的規模效應，進一步降低企業從珠三角轉移出去的成本。如此則可能逐漸改變珠三角區域加工廠扎堆的局面。
對珠三角區域地方政府而言，有必要在企業外部用工軟件設施上作出改進。如開設相應的培訓機構，和不同的企業合作，費用由政府和企業按照某個比例分攤。這舉措一從側面加大農民工福利和其他各類社會保障，方便農民工在本地區域內的流動。這類輔助性措施有利于對企業單純地用工進行糾偏，給予農民工一種可持續性職業發展的心理預期。尤其是針對日益增多的80后、90后農民工，必須在用工環境上作出相應變革，才能增加珠三角相對其他地區的就業吸引力。
民工荒所促進的其實是一種符合市場競爭機制的自然的優勝劣汰，不僅是對珠三角企業而言。從全球范圍內看，一旦越南等地的加工企業比國內更具優勢，訂單外流是跨國企業的正確選擇。對“世界工廠”珠三角而言，目前國際社會上尚未出現高度聚集性區域性的競爭對手，因此珠三角得以在全球訂單份額中占據并保持很大比例，其不可或缺的市場地位意味著外部訂單的持久性。珠三角要么主動調適其成本結構保持競爭力，要么在各地崛起的競爭性工廠基地中逐漸喪失市場地位。或者正如珠三角的區域經濟政策所引導的那樣，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產業升級轉型，向產業鏈中高端發展。從全國范圍看，能夠通過轉移工廠地點或者其他方式來對沖勞動力成本上揚的企業才能笑到最后。
在這里，民工荒表現為一種區域經濟在經濟轉型中出現的不適癥狀，去除病根關鍵還是在于企業做出合理的自我調節。如果當地政府不在企業外部環境上作出相應的改變，企業的這一調節過程甚至可能改變珠三角地區企業的分布格局。有一種可能是實現了成本結構調整并保持了競爭力的企業生存下來，另外一部分是通過創新升級逐步擺脫加工模式的企業。剩下的在農民工工資整體上調中無法適應的企業則選擇關閉或轉移。最終的局面是珠三角民工荒現象的逐漸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