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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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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劉輝委員分析的，包括提高停車費在內的應對城市擁堵的政策措施，其責任主體都是老百姓。即使出于節約生活成本的考慮，提高停車費后，老百姓的機動車出行需求會減少。但哪怕停車費提得再高，也沒聽說、更不可能出現為了節約成本而減少公車出行的現象。而且，公車出行增加的費用，要由公共財政來負擔，歸根結底還是由作為納稅人的老百姓來承擔。
因此，老百姓當然要強烈抵觸提高停車費以應對城市擁堵的對策，因為所有成本最終都將由他們來承擔。這不是老百姓覺悟不夠高，而是由公共政策顯而易見的不公平導致的，即老百姓要承擔全部義務，卻享受較少收益，而公務人員不用承擔任何義務，卻可心安理得地享受擁堵減輕后的出行便利。不對應義務的權利，無疑是十足的特權。在“不患寡而患不公”呼聲日漸高漲的社會現實之下，如此與公眾訴求背道而馳的公共政策價值取向，受到詬病是理所當然。
任何一項公共政策，如果要有足夠說服力、能得到有效實施，就必須政策面前一視同仁，不能有享受“治外法權”的真空地帶。考慮到權力的示范性和影響力，權力率先垂范，對于公共政策的執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如果沒有公眾的認可和自覺遵守作為前提，任何一項公共政策實施起來，都會由于執行成本過高而難以執行或形同虛設。
在緩解城市交通擁堵方面，權力率先垂范，對公車“動手術”，能起到非常明顯的效果。2006年北京舉辦中非論壇期間，北京市曾推出封存一半以上公車的措施，結果交通擁堵狀況有了明顯改觀。而且，北京市交委相關負責人表示，“49萬輛公車入庫封存，本市各機關事業單位沒有因此受到絲毫影響”（《華夏時報》2006年11月7日）。
一個個案說明的是一個全局性問題，公車不僅數量龐大，而且很多閑置公車淪為私用，甚至成為制造城市擁堵的一個重要因素，這既浪費了納稅人貢獻的公帑，又使公共資源變得不必要地緊張。因此，從源頭上治理公車，既是預算民主、預算節儉的體現，也會帶來有效緩解交通擁堵的實效。
權力率先垂范意味著權力要“革自己的命”，這在很多時候會像讓人拔著自己的頭發離開地球一樣難。因此，必須對權力建立起有效的監督約束機制，讓其在制定公共政策時，敬畏和珍視民意，而非總是苛求老百姓勝過苛求自己，這也是“政府的一切權力來自人民要受人民監督”的題中應有之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