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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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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前，周平從廣西崇左市扶綏縣的一個小鄉(xiāng)村來到南寧一家單位做保安，跟千千萬萬個進城務工的家長一樣，為了孩子在城里讀書他沒少發(fā)愁。幸運的是，經過近半年的不懈努力，周平最終為兒子爭取到了在暫住地公辦學校接受義務教育的機會。但其間的艱辛，也讓這個漂在城市的中年男子深深體會到“教育公平”這幾個字，實現起來并不容易。
至少也該給我們一個排隊的機會吧
7月2日是南寧市興寧區(qū)公辦小學接收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入學報名的第一天。兩天前，該轄區(qū)剛結束地段生的報名。
深夜兩點多，在床上一直沒合眼的周平悄悄地翻身下床，出門直奔雞村第一小學。到了凌晨5時左右，他的身后已經排起了一百來人的長隊。排在隊伍最前頭的周平緊緊捏著裝有報名資料的塑料袋，為了能幫孩子在公辦學校報上名，他提前3個月就開始準備相關的手續(xù)材料了，為了辦齊“六證”，他還專門回了趟崇左老家開具婚育證明。
5時20分左右，學校保安突然貼出一張《通告》，給校門外熬夜守候的家長當頭潑了盆冷水。《通告》上寫著：因學校招生名額已滿，無法接納更多學生，請沒有報上名的學生家長予以理解，并及時攜子女到附近學校報名。
“不是吧，怎么就報滿了？”頓時，人群嘈雜起來。顯然，這些辛辛苦苦趕來為孩子報名的農民工家長對這一解釋并不滿意。往年多少都有十來個農民工子女能報上名，可今年為何空不出一個名額？大家開始懷疑，學校今年招收的這90名孩子真的都是地段生嗎？
直到上午9時，學校始終大門緊鎖，沒人出來給個說法。守候在外的家長按捺不住憤怒，打電話向當地媒體反映了他們的遭遇。10時左右，在媒體記者的監(jiān)督下，周平和數十名家長代表來到興寧區(qū)教育局質詢，該局基礎教育股的工作人員解釋說：“教育局向校方了解的情況是，已報名的地段生有68人，材料不全正在補辦的地段生有16人，剩余的6個名額是為那些因故未能按時報名的地段生預留的。”
“誰能保證這些都是地段生呢？”家長們提出，必須公開報名學生的信息，才能服眾。
一番爭論后，興寧區(qū)教育局決定，讓幾名家長代表親自到學校查驗新生的報名材料。當天中午，在雞村第一小學辦公室里，周平和另兩名家長代表進行了分工，將已經報名學生的信息登記表，以及家庭戶口簿、房產證的復印件等材料拿出來一份份地進行審核。
“哎，看來真沒名額了。”一個多小時后，周平等人心情沉重地走出學校辦公室。聽到這個結果，等候在校門外的家長才各自散去。
看到周平仍不死心，教育局的工作人員告訴他，區(qū)內還有其他幾所公辦學校可以報名。按照教育局的指點，周平趕到雞村附近的華強路小學澳華分校，招生老師要求他必須提供澳華小區(qū)的房產證才能報名；隨后他來到雞村第二小學，學校以他的暫住證不在附近為由，拒絕了他。
“當時澳華分校的老師建議我去他們總校報名，可華強路離得太遠了，去了也不一定報得上，我也就沒去試了。”周平說，他也想過實在不行的話，只能送孩子去附近的民辦學校念書。可曾經做過鄉(xiāng)村教師的他身上有股倔勁兒，“國家不是說外來務工人員和城市居民平等地享有九年義務教育的權利嗎？學校招生優(yōu)先地段生的原則我能理解，可至少也該給我們一個排隊的機會吧！”
在周平的爭取下，興寧區(qū)教育局的工作人員答應他，等8月5日他可以再去雞村一小問問，也許還有機會。
為了不錯過一個月后的報名時間，周平特意在手機日歷項中設置了鬧鈴提醒。8月5日，他按照之前學校留給他的號碼打過去，可始終無人接聽。他請假跑到學校去問，學校負責人告訴他，地段生還沒報完呢，讓他過一段時間再等通知。
“我估計沒什么希望了。”周平感到有些沮喪，但又不甘心。此后，每隔幾天，他都會打電話到學校問問報名情況，“還沒開學，就不能放棄”。
8月24日，離開學只有一周了，周平突然接到雞村一小打來的電話，通知他把材料送過去，可以給他的孩子進行新生注冊。遞交材料時，學校負責招生的老師突然抬頭對周平說：“上個月那么多家長來報名，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你。”
留守還是隨遷的兩難選擇
除了在城里擠破頭地報公辦學校，周平原本還有另一個選擇，可以讓孩子輕松地享受到免費義務教育，但那樣做的代價，是讓孩子回到鄉(xiāng)下老家，成為一名留守兒童。
對這個進城打工多年的中年男人來說，留守兒童這個詞，不僅僅是媒體上的熱點話題，更是他生活中一段真實的傷痛感受。
2002年，由于學歷不達標，周平被村里的中心校清退后，離開了教師崗位，和妻子一起遠赴深圳打工。孩子出生后，一直由農村老家的母親幫忙照看。每年只有春節(jié)，周平夫婦才能回家跟親人團聚，孩子長到3歲，還認不得爸媽的模樣。
在深圳打工的日子里，每次想念孩子了，周平就會打電話回家。聽到父母的聲音，孩子沒有任何的激動，反而表現得有些冷漠。
“有幾次打回去，無論我怎么哄他，可電話那頭總是靜悄悄的，就是不跟你說話。”周平說，掛上電話，他失落極了，第二天一整天上班都沒心情。
周平還記得孩子3歲那年春節(jié)，他特意為兒子準備了一大包禮物，擠了10多個小時的長途車趕回家。跨進家門，母親高興地招呼孫子，“快看，你爸爸回來了。”可孩子定定地看著這個突然來訪的“陌生人”，眼神很茫然，臉上沒有任何表情，幾秒鐘后便又轉過身去看電視了。
“當時我媽就跟我說，你們不要去外面打工了，趕快回來，要不然孩子以后性格成什么樣都不知道。”周平在心里默默地發(fā)誓，再不讓孩子離開身邊了。
這一年春節(jié)過后，村里一個留守兒童家發(fā)生的悲劇，讓返廠上班的周平夫婦痛下決心馬上回來。當時，村里有位老人帶著7歲的小孫子去河邊洗菜，一扭頭，老人發(fā)現孫子掉到河里不見了，連忙跳下河去救人，結果一老一小兩個人最后都沒有上來。
“轉眼間，自己最親的兩個人都沒有了，出去打工就是掙再多的錢又有什么用？”很快，周平辭去了月薪近3000元的工作，回到廣西南寧，把孩子接到身邊一起生活。在他看來，雖然掙得少一點，但是離家近一點，可以天天見到兒子才是最重要的。
剛把兒子接到身邊時，周平發(fā)現兒子很怕生人，性格有些孤僻。幼兒園老師建議他說，孩子不愛跟人說話，作為父親要經常帶孩子出去玩。一有時間，周平就會帶兒子逛公園、逛商場。經過3年多朝夕相處的生活，現在6歲半的兒子終于逐漸變得活潑開朗了。
“在外面就是再苦再累，也要把孩子帶在身邊。”周平的這句心里話，正成為越來越多進城務工人員的共識。
隨遷子女入學難問題日益突出
和絕大部分居住在雞村的外來務工人員相比，周平是幸運的。在這個紅磚樓林立的城中村中，大部分外來租戶最終都沒有等到公辦學校的報名通知，只能將孩子送到附近的民辦學校就讀，或者送回老家上學。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進城務工人員對下一代教育的日益重視，使得近年來，國內不少大中城市，每到6月底、7月初中小學報名的日子，常常會出現外來務工人員為送孩子讀公辦學校擠破頭的狀況。今年6月30日，在南寧市民主路一所小學，進城務工人員家長為了給孩子報名不惜接力熬夜；同日，南寧市江南區(qū)南鄉(xiāng)小學（公辦）只有60～70個外來務工子女的名額，卻迎來了260多名家長報名。
流入地的教育資源接納性不足，對現行的教育管理體制不斷提出挑戰(zhàn)。
興寧區(qū)教育局基教股工作人員藍春姬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往年雞村第一小學都是可以安排一二十名隨遷子女入學的，但隨著今年學校附近的金禾灣小區(qū)、暢春湖小區(qū)等幾個大樓盤的落成入住，地段生人數明顯增多，留給隨遷子女的名額就更少了。
雞村在興寧區(qū)屬于城鄉(xiāng)接合帶，由于靠近快環(huán)，交通便利，加上周邊房價相對較低，近年來新落成的商品房住宅小區(qū)不斷增多，雖然新建了華強路小學澳華分校等公辦學校，但遠不能滿足適齡學生就讀公辦學校的需求。
“雞村附近有的開發(fā)商把住宅樓建好了，卻沒有按要求配套建設學校，加上歷史原因造成土地權屬關系復雜，政府在劃撥教育用地，處理一些教育欠賬時存在不小的困難。”興寧區(qū)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工作人員說。
對于雞村本村居民來說，這幾年外來人口的急劇膨脹，是他們從前做夢都想不到的。“以前村里全是平房，現在密密麻麻蓋滿了樓房，一棟樓租出去，多的能住一二十戶人。”雞村村委會副主任宋紀說，他家是從2007年開始有外地人上門求租房子，短短5年，雞村的外來人口就達到3萬多人，數量是本地常住居民的10倍。而雞村一小總共只有12個班的編制，滿打滿算一個年級能容納兩個班100人，公辦學校的教育設施跟不上，所以外來的租客給孩子報名一年比一年難。
宋紀房客的兒子也是今年上學，開學前那名房客跑來問他，能不能幫忙想辦法把孩子搞進雞村一小？宋紀苦笑著說，他兒子也是今年讀一年級，就算是本村人也得提前去報名。“你說就那么點名額，安排你兒子進來，把誰踢出去合適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