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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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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福田區上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開了特區內農村城市化先河；
2009年，福田再當開路先鋒，在漁農社區啟動“企社分離”——社會事務移交給政府的試點，裕亨股份公司專心集體經濟，在特區農城化發展史上再樹里程碑。
昨天，在福田區領導和全體農城化社區、集體股份公司領導見證下，該區農城化集體企業裕亨實業股份公司向福田街道辦移交了社會管理服務事務，雙方正式簽署了移交事務備忘錄。從此，包括安全、法制、人口計生、文化和環衛等十項事務移交社區工作站，直接服務1萬多社區居民；而股份公司則專注發展經濟，主要對股民負責，為社區黨建和社區服務當好“配角”。
時隔17年的這一變化，就如福田區委書記李平、區長張青山所說：“一方面，改變了社區工作站依附集體股份公司，不能獨立大膽地履行社區管理職能的現狀；另一方面，改變了集體股份公司直接參與社區管理，分散管理企業、發展經濟精力的局面。”
1農城化社區的必然選擇
從1992年開始，深圳的城市化風雨兼程走過了17年，農城化社區的城市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但由于歷史原因，特區內68個農城化社區大都沒有徹底改變“城中村”的物理形態，給城市管理帶來許多新問題，臟亂差、黃賭毒等現象不同程度地困擾著各級政府，成為深圳這座現代化城市的“內傷”。
究其原因，非常重要的就是在這些被稱為“城中村”的地方，基層管理仍然沿襲過去的體制，由集體股份公司對社區實行管理，這種股份公司“既當爹又當媽”的管理模式歷經幾次改革，都未能徹底改變。2003年，福田區按照市里統一要求，在社區居委會與集體股份公司的人、財、物等方面進行了一次脫鉤，加快了集體經濟的發展，為2005年“居站分設”打下了基礎，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社區居委會與集體股份公司在社會管理服務事務方面沒有真正分離。
今天，福田的15個城中村居住了轄區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外來人口遠遠大于原居民。作為一個對股東負責的企業，集體股份公司在發展經濟的同時，還必須承擔起很多社區事務管理服務的職能，這種“既當爹又當媽”的模式無論在社區黨建，還是社區事務管理服務或居民自治等方面，已經出現了明顯的不適應。因此，集體股份公司與社區工作站的分離勢在必行，這也是城市化發展的方向。
2漁農社區發展的內在要求
為什么是漁農社區？眾所周知，2005年這里實現了“城中村改造第一爆”，用股份公司董事長陳禮明的話說：“漁農村的變化可以用‘翻天覆地’來形容。一座座現代高層樓宇拔地而起，一個封閉的舊村徹底融入現代城市，‘漁農人’變成了‘現代都市人’。我們作為富裕起來的漁農村民中的一員，感慨萬千！”
同時，另一個問題也困擾著漁農村人。陳禮明說：“改造后，社區人口從幾百戶發展到現在的6000戶，社會管理服務的任務越來越重，裕亨股份公司作為全區最小的集體股份公司，要兼顧近兩萬人的管理服務工作，顯然力不從心。”于是，裕亨股份公司主動向區政府遞交了裕亨股份公司向福田街道移交社會行政管理和服務事務的請示，引起了區委區政府主要領導的高度關注。
據福田區民政局負責人介紹，漁農社區經過徹底的城市改造更新，基本脫胎換骨，城中村形態已經消失，代之以現代化的城市形態。而該社區城市居民結構也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總人口已達12064人，暫住人口9829人；社區總戶數6600戶（不含商業戶），其中出租屋4900戶。而原居民只有187戶375人，只占2．8％。面對新情況、新特點，漁農社區與裕亨股份公司職能分離的條件已經具備，時機已臻成熟。
經過周密準備，股份公司將1352ｍ2的公共服務配套用房移交社區工作站，保持現有辦公場地規模；為保證平穩過渡，保證工作的連續性，將現有社區人員逐步消化，視情況補充力量，脫鉤后的社區工作站應按政府規范化要求從事社區事務管理與服務，提升管理品質和服務效能。這次分離是從內容到形式、從管理體制到服務手段、從人力資源到財力保障等全方位的分離，由裕亨股份公司向福田街道移交社會管理服務事務，已成為全市農城化社區管理體制改革的探路之舉，是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化，此舉將在關內68個農城化社區城市化中產生示范效應。
3未來“成熟一個分離一個”
“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對于這次農城化社區‘企社分離’試點，區委區政府非常慎重，先后展開多次調研，召開各種會議協商溝通，最后提交區委常委會討論，才決定在漁農社區先行試點取得經驗，所以，既要積極又要穩妥，做出一整套規范性的政策和程序來，成熟一個分離一個。”區長張青山在簽約儀式上說。他同時贊揚了漁農村過去為福田區的城市改造更新充當過排頭兵，值得肯定和表揚，這次分離試點，又一次勇立潮頭，充當探路工兵，更加值得稱道，漁農村的貢獻將是歷史性的，也一定會載入特區城市化的發展史冊。
他提出，簽署了備忘錄，僅僅是移交工作的開始，福田街道辦事處近期要集中精力，加強對移交工作的指導和協調，切實保證在移交中保持“三不”——思想不散、干勁不減、服務水平不下降，借試點機會積極探索社會管理服務新模式。同時認真總結這次漁農社區職能分離的經驗和做法，整理和完善各種文件資料，形成一套規范化的、易操作的工作范本，為今后集體股份公司移交社會管理服務事務工作提供借鑒。
新聞評論
“分離”——
讓公共服務陽光照進城中村
在深圳，一個幾平方公里的“村”，住著相當于內地一個縣城的人口，最多的村有十多萬人。在這里居住的大多是來深建設者，他們為這個城市奉獻著青春和汗水。廉價的房租卻也和環境臟亂差、黃毒賭等現象如影隨形，“臟亂差”甚至成為一些“城中村”的標簽，讓占90％以上的外來居民難以沐浴政府的公共服務陽光。大家在抱怨的同時，也該看到一個深層次的問題，那就是長久以來對城中村的“欠賬”。
這個“欠賬”不僅僅是政府在水電路等公共設施、社會治安和環境衛生的投入不足，還有社會管理和服務上的欠賬。長期以來，每個村就好像一個相對獨立的個體，過分依賴集體股份公司，管理著大小社會事務，即使有了2003年的居委會與集體股份公司的脫鉤，以及2005年“居站分設”，社區工作站在社會事務管理和服務方面，基本還是股份公司的“配角”。而對于股份公司來說，社會管理也是不能承受之重，他們基本以物業出租為主要收入來源，還承擔著為股民年終“分紅”的職責，這就局限了他們對社會管理的投入。
漁農村是個很好的例子，一個有著375位股民的股份公司，卻要承擔著1．2萬多人的社區管理主責，作為一個企業究竟該向股東負責？還是向社會負責呢？這次，作為漁農村集體經濟代表的裕亨股份公司主動向區政府申請，將社會管理服務事務工作移交福田街道，其利有三：一是社區工作站擺脫對股份公司的依附地位，人財物均由區財政統一管理，這必然會使其像其他城市化社區一樣，專心于提高公共服務質量；二是集體股份公司擺脫了“社會包袱”，可專心發展經濟，回歸其作為一個企業的真正本質；三是對政府來說，實現對城中村的“直接管理”，有助于政令暢達，讓城中村更加主動融入現代都市。
福田試行的“社企分離”是一個徹底城市化的舉措，也是一個“三贏”方案，更是照進城中村的一縷陽光，同時也是深圳農村城市化進程中的一個重要“節點”，對關內外200多個農城化社區都有非常重要的借鑒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