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助推穩增長
面對當前我國經濟下行壓力,原外經貿部副部長、我國入世談判首席談判代表龍永圖在“2012白溝新城論壇”上表示,包括城市化在內的四大力量仍將是推動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
“2012白溝新城論壇”由《瞭望東方周刊》聯合河北省保定市委、市政府舉辦,于8月25日在保定市白溝新城舉行。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鄭新立,原國家外經貿部副部長、博鰲亞洲論壇國際咨詢委員會委員、中國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榮譽主任龍永圖,原建設部總工程師、中國國際城市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主任、中國市政工程協會會長金德鈞等知名專家學者出席了此次論壇,并就我國當前國民經濟形勢、城市化發展現狀及存在問題發表了演說。
2011年,我國城鎮化率達到51.27%。城鎮化率突破50%這一節點的出現,表明我國城市發展已經進入一個全新的發展時期。參與論壇的專家普遍認為,城市化進程加快,與改革開放30余年的成功實踐是相輔相成的,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了革命性的影響。
經濟下行趨勢將可逆轉
龍永圖:我的判斷是到了明年中國的經濟將會繼續保持超過8%的增長,因為促進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面并沒有變。在我看來,中國經濟發展有四個力量在推動:
第一個力量是工業化的力量。我國工業化才搞了30多年,而美國人、英國人已經搞了200年,所以說中國的工業化還要長期搞下去。現在連美國奧巴馬總統都提出重振美國的制造業,而且努力讓轉移到國外的美國制造業回歸,這就說明哪怕像美國這樣成熟的經濟大國也在開始重視制造業,中國的制造業還會搞幾十年、幾百年,這一點會繼續推動中國經濟的發展。
第二個力量是城鎮化的力量。當前我國城鎮化水平也就是美國1910年左右的水平,韓國1970年的水平,日本1960年的水平,我國城鎮化要達到75%、80%至少還要30年。特別是房地產行業,政府部門對此要有清醒認識,目前一方面控制房價上漲,另一方面也要研究怎樣進一步釋放房地產對中國經濟的推動作用,這樣才能全面考慮在中國城鎮化過程中房地產所起的巨大作用。
第三個力量是改革的力量。中國的改革正在醞釀著一場新的浪潮,經過30多年的改革,現在我們碰到了很多難題,這些問題都需要改革去解決。小平同志幾十年前就講“不改革中國就沒有出路,就是死路一條”,中國正在醞釀一場繼續以市場化、以經濟轉型為目的的重大改革,這個改革將極大地推動中國經濟繼續發展。
第四個力量是全球化的力量。不要以為這次金融危機以后全球化的趨勢就變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并沒有倒下。西方經濟雖然受到了重挫,但美國仍然引領著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這樣大的布局并沒有變。所以說,繼續利用全球的市場資源發展中國的戰略機會并沒有丟掉。
關鍵是要給進城農民以國民待遇
龍永圖:有些專家批評中國城鎮化率達到51%有很大的水分,甚至尖銳地提出來有些地區是在搞“偽城鎮化”。這其中關鍵的問題是,是不是把進城的農民都計算在內。
中國城鎮化面臨最大的問題就是怎樣把成千上萬已經進城和即將進城的農民變成真正的城市居民,使他們享有完全的國民待遇,特別是在社會保障、住房、醫療教育方面享受真正的平等待遇。如果不真正解決農民成為城市居民的問題,將為社會埋下非常危險的不安定的種子,這使我想到很多年前美國的黑人給美國社會帶來的動蕩。
進城農民特別是他們第二代已經不會或者已經不愿意回到農村去種田,這部分人留在城市又不能得到平等的待遇,他們對這個社會的心態就會成為一個“定時炸彈”。我們寧可把城鎮化搞得慢一些,也一定要扎扎實實解決這些問題,擠出這些水分。
金德鈞:城市化的根本內涵是讓農民變成市民,當前的突出問題是,人進城了,但還不是市民,或者說土地被城市化了,人還沒有被城市化。
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在今年初發布了一個報告,報告顯示我國2010年城市化率是34.1%,這與國家公布的口徑是有距離的。國家公布的數據是把常住城市人口、沒有城市戶籍者也算城市的人,而我們沒有算進去,因此出現了相差15個百分點的情況,涉及2.2億余人。這些人絕大部分是農民工,他們雖然生活在城鎮、被統計在城鎮人口中,但其身份和社會保障等方面是游離在城市之外的。
幾十年來幾億農民工進城,為城市發展貢獻了青春年華,對待他們的傳統做法是加強控制和管理,現在應該徹底改變。農民工是城市可持續發展不可或缺的最寶貴的人力資源,應當賦予他們平等的市民身份,尊重他們所做出的貢獻和他們的人格尊嚴。
廣大農民是巨大的消費群體,他們的收入多少、消費能力強弱,會極大地影響城鄉的消費水平和社會購買能力,離開了農村生產力的發展,城市化就失去了基礎。在加快推進城市化建設的過程中,絕不能忘記農村、忽視農業,更不能剝奪農民。
城市群和小城鎮戰略
鄭新立:現在人口大量擁向大城市,像北京、天津擁擠不堪,房價上升,生活質量下降,怎么辦?現在要實施兩個戰略,一個是城市群的發展戰略,一個是重點發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的戰略。
國外解決大城市擁擠矛盾的一些經驗現在看來是個教訓,在城市郊區建立生活區,形成“睡城”,每天潮水般的人流,早上涌到城市,晚上回到“睡城”。北京曾經這么干過,在回龍觀、天通苑建了幾十萬人的“睡城”,早上乘汽車排成隊,晚上下班高峰人又出不來。
實踐證明這個戰略是失敗的。現在看來要在大城市周邊建一些中小城市和小城鎮,一方面借助大城市的人才、資金、市場優勢,同時又發展自己的二三產業,創造一些就業機會,這樣大城市周圍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在產業上就和大城市形成了互補關系。通過大城市的帶動使小城市和小城鎮能夠得到很好的發展,就業人口和居住人口也可以適當分散。
千萬以上人口的大城市不要再往大發展了,人口上千萬以后如果沒有現代化的地鐵,城市交通將是一場災難。
金德鈞:在發展中要切忌城市化的“大躍進”,這有兩個很顯著的特征:其一是土地的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其二是經營城市的沖動超越了經濟發展的規律。
城市化的水平越高,對資源環境的索取就越多,對資源環境的壓力就越大。在資源環境容量的約束下,資源的消耗、生態環境的惡化,反過來就會降低資源環境要素對城市化的支撐能力,降低居住環境的舒適程度和投資環境的競爭力,從而反過來影響城市化的質量,甚至抑制城市化的進程。
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應該有相當的投入,而我們投入不足。由于歷史欠賬太多,投資不足和設施建設滯后的現象,依然很突出。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研究,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基礎設施的投資比重最好是占全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10%到15%,占當地GDP總量的3%到5%。根據這個數據的要求,全國包括大城市在內投資是嚴重不足的。
城市一方面缺水一方面又怕水,北京“7·21”暴雨災害給我們敲響了警鐘,城市內澇已經成為我國許多大城市的通病,而且日趨嚴重。城市化的快速推進、城市面積迅速擴張,“重地上輕地下”的問題普遍存在,因此城市暴雨洪水的防治成為了城市突出的軟肋。
據我所知,我國有地下排水系統的城市大概只有50%左右。即使有這種排水設施的城市設計標準也偏低,人家是3到5年一遇,我們的標準是1到3年一遇,而且建設的時候還往一年一遇上靠。城市的管理水平也較低,跟國際上先進的城市相比,我認為起碼相差一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