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筆者所觀察到的來說,與之前的城市化進程相比,各地的“新區戰略”可能會成為這一輪所謂“新型城市化”的重要抓手。
也就是說,各個省份可能不會像過去那樣,任憑各地市縣自己推動全面開花的城市擴展,沿著“城市-近郊-遠郊”的圈層一圈圈往外攤大餅,同時夾雜著永遠沒有盡頭的郊區舊城改造過程;而是集中在戰略重點地區,遠離大都市的主城區的位置,同時結合城市化和工業化、信息化進程,大規模推動新區的開發,從而用“舊都會區-戰略新區”這種雙核結構,建構起一個又一個超大城市(或叫巨型都市),并成為吸引城市化人口的主要載體。
未來這樣的超大城市(人口在1000-3000萬左右、市區建成面積超過500平方公里甚至1000平方公里或者更多)在中國未來可能會超過10個,甚至有可能會達到20個左右。這樣一個景象有可能會成為30年后中國城市化成果的結論報告,并且將改寫世界城市化歷史中“巨型城市”規模和功能的新記錄。
而且,這一輪的巨型城市塑造中,與之前更多是城市政府自身為主導的擴張不同,省級政府更多地走上前臺,親自操作,將使得省級政府與城市政府過去清晰的職能及權力界限變得模糊起來。
以陜西西咸新區、四川天府新區為代表的這一波國家級新區,與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那些所謂開發區、高新區等經濟功能區最為顯著的不同,就是一開始就進行系統的城市規劃及設計,綜合考量產業(工業及商業)、城市空間、人口結構、公共服務、生態環境等各種要素,并打破固執的行政邊界制約,追求完美的城市表現形態。
但不得不提醒的是,這種新區戰略有幾個重要問題必須處理好,否則將成為新一輪城市化的失敗基因。
其一是,這樣系統及完美主義的城市設計,卻又覆之以相對精簡(按照功能區模式設置的)管治架構,未來的城市運行和治理都將面臨著極大的考驗。過去的功能區管治架構,因為其精簡和高效而為地方政府所青睞,但它卻并不是真正的現代城市治理。這一輪城市化開發新城的過程,本來應該借此機會建構真正的現代城市治理,以增量改革的方式改變老的城市治理模式,從而最終為城市設置一個長治久安的管治架構,但從現在的情形看,大部分的地方政府根本無暇顧及這一點,他們仍是在用發展經濟學的理論指導這一輪的新都會區建設,這里面顯然存在誤區。
其二是,戰略性新區與舊的都會區共同構建巨型城市,將會在城市的所有方面(功能分區、交通網絡、水系、商業布局、族群結構、城市文化等)都出現二元核心之間的關系問題,如何處理好其關系,將既考驗城市政府,也考驗本來就已十分復雜的省級政府與省會城市政府之間的關系。
其三,10-20個巨型城市的崛起,將很大程度上改變中國的城市化戰略及區域格局,巨型城市將有著強大的資源集聚能力,從而將更多的農村及中小城市人口向巨型城市吸聚集,它與本省內的中小城市如何共同繁榮將會是省級政府不得不面對的一個問題。因為,隨著這些巨型城市主導中國的下一輪城市化進程,中國原來重點發展中小城鎮的城市化策略已徹底被放棄,轉而事實上采取了“巨型城市”化(這與“城市群戰略”還是不太一樣)的戰略,未來的中小城市會否在經濟增長衰退之后陷入凋敝狀態,也值得觀察。
當然,我們本期“國家經濟地理”只是選取了上海浦東新區、天津濱海新區、重慶兩江新區、陜西西咸新區這四個樣本,研究的維度也更多放在他們如何達致成功的方向上。不過很明顯的一個趨勢是,中央政府派發國家級新區帽子的游戲不會止步于目前的數量,最終肯定會超過10這個數字。至于最終會否形成巨型城市,當然也與當地的經濟及人口的規模有密切的關系。但是顯然,新區戰略將會成為巨大的助推力,催生一個又一個巨型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