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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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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天，這里還是當地報紙口誅筆伐的“臟、亂、差”典型：電瓶車、摩托車、私家車堂而皇之地從“禁止任何車輛進入”的告示牌前駛過，大咧咧地在垃圾遍地的北廣場上穿梭。三五成群的黑車司機在南站出口處“趴活兒”，等待區里的出租車卻寥寥無幾，連排隊欄桿也已經被拆掉擺在一旁。
第二天，這里卻似乎“一夜長大”了。南京市的幾家媒體濃墨重彩地描述了這里的變化：游客們習慣性地在路邊招手，卻鮮見出租車違規帶客；偶爾有不識趣的司機將車開進廣場，旋即便會有巡警上前開出罰單。看到一輛南京牌照的小車違章停靠在路邊，執法隊員也不再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而是毫不客氣地找來清障車。
變化發生在8月22日這一天。據當地媒體報道，檢查南京南站秩序后，江蘇省委常委、南京市委書記楊衛澤毫不客氣地給出了脫稿批評：
“我到鐵路南站去，找半天找交警找不到。這樣半個小時看不到交警，你能管好道路嗎？……我們一個鐵路南站14個單位和部門管，應該一點死角都沒有；但是正是因為這樣，責任主體不明確，他就可以推，板子打下去打得都不疼。”
有媒體報道，當天下午3點，14個部門的45位負責人便齊聚一堂，要磋商“一個南京南站的長效管理方案”。第二天，變化顯而易見地發生在這座車站里。
毫無疑問，我們應當為南站環境的優化感到欣喜。但坦率地說，這種可以瞬間從“綠皮車變身高鐵”的反應機制并不令人高興，它背后的實質問題是：城市日常治理系統失靈，從而使“老大難”問題走上了“老大問責才能不難”的軌道。
發生在南京的這個故事里，許多市民都從廣播里聽到了書記發火的錄音，他的表達夠直率也夠坦誠：“我們執法人員到哪里去啦？都坐在辦公室，既不到現場，又不發動群眾，同時還不相信群眾。群眾舉報了，還非得領導批一下才去處理，領導不批就置若罔聞。”
結果，第二天的南京南站，幾家出租車公司的督察組來了，20名綜合管理辦公室組織的保潔員來了，城管局和派出所共同增派的執法隊員也來了。趕赴現場的地方媒體記者被告知，“所有部門都來人了”，于是“黑車沒了，違停沒了，連‘黃牛’也沒了”。
峰回路轉的背后是一條清晰可見的邏輯鏈：在這個亞洲最大的火車站里，法治是“慢車道”，人治才是“快車道”。
其實，稍微思考后便不難發現，寄望于“老大”解決“老大難”并不可行。歸根到底，這只是種補充性的救急手段，并且往往會與媒體對于新事的熱衷形成某種聯姻。
更何況，并不是所有的“難問題”都能引發官員問責——除非問題特別的“難”，比如南京南站的混亂無序；或者問題“難”得很特別，比如垮掉的大橋、坍塌的路面。而在真正朝夕相對的城市生活里，普通人更常遇到的情況，只是玄武門旁隨地亂扔的廢舊飲料瓶，或是寧夏路上胡亂停靠的私家車。
問題的解決之道，楊衛澤的講話已經給出了明晰的思路：“從現在開始，城管、交通等14個單位和部門要真正履行各自的職責，堅決擔當起自己的職責。”與之相匹配的權責關系則是，公民能夠獲得獨立渠道去影響并監督政府部門的行為決策。
換言之，在外力的推動下“一夜長大”，不如讓城市按部就班地慢慢“長大”。也唯有當城市治理以一種日常的方式進入你我的生活，這個城市才稱得上成熟。
最后回到南京南站的故事。在領導發火后的第三天，又有細心的記者跑到南京南站勘察。他問綜管辦的主任，增派的執法人員會不會長期駐守南站，得到的答案是“不確定”。記者隨即又在附近轉了一圈，并沒有出現明目張膽停放的黑車。但在出站口和售票大廳，他又看到了“黃牛”們熟悉的身影。
原來，他們將面包車停在了距離南站幾分鐘路程外的綠都大道上。
瞧，果真沒有什么城市能夠真正的“一夜長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