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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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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曙光 現任美國馬里蘭大學、澳門科技大學教授。1990年獲“美國對外關系史”專業博士學位，師從約翰·蓋迪斯（JohnLewis Gaddis）教授，1990至1991年在耶魯大學從事“國際安全研究”項目博士后研究，指導教授為保羅·肯尼迪（PaulKennedy）。主要教研方向：“二十世紀美國對外關系”、“冷戰與國際安全”、“美國亞洲政策”、“中美關系”。主要學術研究成果有《經濟冷戰：美國對華經濟制裁與中蘇聯盟，1949-1963》、《軍事浪漫主義：中國與朝鮮戰爭，1950-1953》、《接觸外交：尼克松政府與解凍中美關系》、《美國遏制戰略與冷戰起源再探》等。
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曾在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的時候呼吁：“讓國際經濟的相互依存成為消弭戰爭和武裝沖突的武器。”這里出現了一個關鍵詞——經濟武器。無獨有偶，過去幾個月，美國奧巴馬政府的對外政策似乎也開始發生變化，出現了所謂的“克林頓經濟謀略主義”。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在六次演講中宣傳了一個理念，就是“美國發展到了今天，被經濟搞得焦頭爛額。美國的出路在哪里？出路在于重新回到‘經濟謀略’”。對此，她有句名言，“經濟謀略是我們外交議程的核心之核心，即以經濟的方式應對戰略挑戰。”另一個關鍵詞出現了——經濟謀略。戰略挑戰既有來自新興國家的崛起，又有對“9.11”之后全球反恐的繼續。小布什執政時期，美國運用軍事和安全手段應對戰略挑戰。現在，美國要以經濟手段應對戰略挑戰了。這是一個大戰略思維轉變的開始。
這是美國外交戰略的一種理性回歸，回歸到傳統的外交理性。這種傳統的外交理性相當大程度依據所謂“經濟武器”。為此，今年6月14日被美國國務院定為所謂的“全球經濟外交謀略日”。美國130多個駐外使領館組織了250場公開活動。此舉的政治涵義在于加強美國與其他國家在經濟上的相互依存。因此，關鍵詞“經濟謀略”（EconomicStatecraft）就備受關注。若從國家對外政策的角度考慮，我傾向于把這個詞翻譯為“經濟外交戰略”。
中國經濟外交的演變
中國經濟外交的形成經歷和實施模式與西方國家有差別，體現出的是一個崛起大國的行為規律。在中國崛起過程中存在這樣一個演變：即起始于目標國，總是被其他國家制裁，從制裁學起，從制裁中反制裁，從被制裁目標國轉成經濟外交的發起國，更多是對其他國家實施正面外交，相輔以負面外交。
中國的經濟外交首先是從反禁運開始的。自新中國成立那天起，我們就面臨西方國家的有限制裁，來自當時巴黎的統籌委員會，主要西方國家都參與了這個組織。后來，抗美援朝戰爭爆發，美國又通過法案對中國進行全面制裁。中國被迫反制裁、破禁運，其中一個具有戰略意義的辦法是對西方“制裁聯盟”各個擊破。聯盟中只有美國人財大氣粗，英國人在制裁一段時間后也開始另尋途徑，暗中支持香港走私。后來，我們先在東柏林設立外事窗口，通過它同比利時、西德甚至英國發展所謂“民間”貿易關系，所有的貿易往來都隱蔽進行。后來逐步發展到西德、英國、加拿大、日本聯合起來在巴統里跟美國人斗爭，終于1957年6月取消了針對中國的“特殊制裁”。
中國經濟外交戰略的第二個方面是尋求經濟援助，但同時抵制政治影響。受援者都無可奈何面臨“兩難”：一方面，盡最大可能尋求貿易替代市場和來自外部的經濟援助；另一方面，盡最大可能降低外援供給方對本國施加政治影響的潛在風險。我們從一開始就非常強調中蘇關系的重要性，但最終還是破裂了，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兩國都在“援助兩難”的怪圈中走不出來。
中國經濟外交戰略的第三個方面是有限的正面經濟外交。隨著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相對成功，中國開始學著做正面經濟外交的發起國，給其他國家提供經濟援助。援助對象主要有兩類，一是亞非國家如緬甸、印尼、埃及、馬里、剛果、坦桑尼亞等。除了建立中國在第三世界的政治影響力外，主要換取這些國家在聯合國內對恢復中國成員國地位的支持。第二類是援助越南、朝鮮、蒙古和阿爾巴尼亞等社會主義“小國”，旨在確保這些國家在中蘇沖突中站在中國方面，或至少保持中立。
中國經濟外交的第四個方面是強化“中國市場”的誘惑。針對歐洲資本主義國家，有意識地運用中國市場的“誘惑”。
中國經濟外交的第五個重要方面是實施負面經濟外交。經濟作為外交手段，考慮更多的是國家的安全和政治利益，而不是所謂的國際道義。中國對正負經濟外交結合實施的策略是：當目標國對供給國的依賴大于后者對前者的依賴時，后者便取得了制約目標國的“杠桿”；當這一杠桿能夠發揮符合供給國利益目標的效應時，供給國的援助將順利延續甚至不斷增加，當這一杠桿停止發揮作用，目標國為自身利益拒絕按照供給國的意愿行事或抵制供給國的政治影響時，杠桿便開始發生反向作用。
這些中國案例對經濟外交的研究是否具有理論意義？有。首先，中國案例在一定程度上闡釋了經濟戰略與國家安全的關聯性，大國傾向于利用經濟武器達到安全利益目標，而非經濟利益目標。其次，對于經濟相互依賴與聯盟維護的相關性，自由主義認為經濟相互依賴必將增進聯盟的凝聚力，而現實主義認為經濟相互依賴會導致聯盟內部矛盾惡化和國際沖突爆發。中國實踐表明，現實主義學派比自由主義學派更具解釋力。再次，有學者認為制裁是對援助的補充，也有學者堅持制裁比援助成本要小，故更具有吸引力。中國實踐證明了“制裁是對援助補充”的假設，但否定了“制裁比援助更節約成本”的立論。最后，有學者認為，目標國國內政治必將因實施國政治需要發生改變；受援國領導人通常會以外部提供的經濟援助為誘餌，爭取國內的支持；經濟接觸政策更有效，這使受援國重新界定自己的國家利益；只有當援助國能夠左右受援國的國內政治走向時，援助國的經濟接觸政策和所努力建構的經濟相互依賴關系才能產生政治效果。中國實例，從作為目標國和實施國兩重身份上，印證了上述理論假設。
中國崛起與經濟外交戰略
中國和平崛起能否避免大國政治的悲劇？經濟外交是否可以上升到戰略層面？中國的“超速”崛起已是國際社會的共識，2011年對外貿易近3萬億美元，世界第二。出口量達6萬億，世界第一。這么巨大的貿易量和出口量，一方面增加了中國的戰略資產，同時也給我們帶來了戰略的脆弱，這是一把雙刃劍。
中國“走出去”戰略取得的成果可以通過以下幾個數字說明：FDI達680億美元，首次超過日本，位居世界第五；在近178個國家和地區設立境外企業1.6萬家；總存量達3172.1億美元，躋身世界第17；每年出境（139個目的地國家與地區）人數超過5200萬人次；國家外匯儲備首破3萬億美元。我們用這些資產去買其他國家甚至地方政府的債券，使國債日趨多元化。“走出去”戰略經過六年時間，給我們積累了相當大的戰略資產。
從一定意義上講，中國在引領國際經濟新秩序。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新興市場結合體。“金磚（BRICS）”國家之間的合作穩步推進，2007年以來，金磚國家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45%，超過G7國家，并擁有世界外匯儲備的40%；從機制層面看：2006年以來的部長（外長、財長、行長）級磋商，2009年以來的首腦會議都在有條不紊進行，它的目標就是通過“中產階級化”，推動國際體系的“民主化”。下一屆奧運會和世界杯會使得下一個十年將是巴西的十年。從“國際治理”戰略層面看，自2003年起，中國領導人連續7次參加“南北領導人非正式對話”，2008年起連續3次參加G20峰會；根據2011年3月生效的IMF2008年改革方案，中國在IMF特別提款權中的份額占3.72%，投票權占3.55%，位居第六。在“區域一體化”方面，我們積極構建了一些戰略平臺：東盟10+N、上合組織、東亞一體化、歐亞峰會、中非部長會議論壇。所有這些為我們建構了一個相當可觀、史無前例的經濟外交戰略資產。
資產有了，必須要有意愿。國家是否強大，不僅僅看經濟實力，實力只是一個部分，最重要的是政治意愿，在運用實力時的意愿有多大。我建議我們要跳出原來所謂的二元思維，即將安全和發展對立起來的思維。目前，我們國家主要的戰略目標是發展，安全是為了發展服務的。任何與發展相悖的政策都要慎重。一個像我們這樣人口眾多、幅員廣闊、文明深厚的國家，必須要有自己的國家戰略，要認清我們的戰略資產、戰略利益，以及戰略威脅所在，然后才能制定出戰略計劃，包括國家安全戰略、發展戰略和操作戰略。
我提出以下建議：第一，應更積極地利用經濟手段達到對外戰略和政治目標。必須強化對國家核心利益的界定，在政治獨立、國家統一、主權完整外，應強調安全發展；必須對來自外部、對核心國家利益的威脅保持高度敏感和理智的認知；同時必須充分利用政治、軍事、外交和經濟武器，堅定地將對外經濟戰略有機納入對外戰略思考之中。第二，應更明確對外經濟戰略實施方向，建構與美國、日本、澳大利亞、西歐、俄羅斯、印度、菲律賓、越南的“經濟制衡”，是中國經濟外交戰略的主攻方向；強化與中東、非洲和拉美國家的經濟外交，在不同時期選擇不同對象國以實施目的明確的經濟戰略，是中國對外經濟戰略的一個重要方向。第三，更靈活地運用正面與負面經濟手段，更傾向于以長期接觸促進融合的政策，汲取亞非和CEPA、ECFA、“自由行”的經驗；加深對負面經濟手段的政治意義的認知，加大與制裁相關的經濟手段的力度。第四，我們要正視國內利益集團的制約影響，妥善協調國家安全與經濟發展、國家安全與行業安全、國內建設與國際承諾、市場經濟與宏觀調控、中央與地方利益統籌的關系。目前，中國已經形成了類似西方國家利益集團的“雛形”，有行業的，也有地區的。所有這些，特別是與經濟外交相關的，一定要站在國家戰略高度予以考慮和安排。最后，進一步推動經濟外交機制化建設，強化中央統一指揮，統籌國際和國內兩個大局，建構“跨部委”協調與整合機制，統籌中央和地方兩方面利益。
中國的發展目前面臨一些挑戰，很多人說我們經濟發展越來越快，但我們的朋友越來越少。對此，我不認為值得大驚小怪。但是，如果我們沒有充分運用自身戰略資產（包括經濟實力）的意愿，而且這種意愿越來越弱的話，這將是堪憂的。
（張曙光教授在上海交通大學的講演 本文由上海交通大學副教授鄭華博士根據錄音整理，并經講演者本人修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