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雨過后,北京開始著手處理千瘡百孔的地下水道。8月初,北京市排水集團開始逐一打開位于北京火車西站旁著名“淹點”蓮花橋的下水井蓋,用直徑500毫米的下水管道替換原有的直徑200毫米管道。
根據北京市排水集團的規劃,一個規模頗大的地下蓄水池將在建成后輔助泵站,解決這里多年的積水難題。而事實上,這一工程原本應該在今年的汛期前開工完成,但卻延遲至今。
某種程度而言,這是暴雨災難之后的補課,幾年以來,大部分的水利專家都已經指出,北京城內的排水管網系統遠遠落后于城市發展,絕大部分管網只能應付1年一遇的雨水,最好的管網也只能對3年一遇的大雨起作用,但7月21日的暴雨卻是61年來的最大雨量。
7月底,不少媒體報道稱,北京市水務局計劃在“十二五”期間用21.2億資金更新城內老舊的排水管道。
“具體要投入多少錢來更新管網,我們還不清楚,但我可以告訴你,21.2億的數字是去年就提出來的,并不是最近的安排。”北京市水務局一位工作人士向時代周報如此解釋。
據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揮部副指揮長、新聞發言人潘安君通報,“7·21”暴雨造成經濟損失116.4億元。
數位接受時代周報采訪的排水專家均認為,單純更換管道、購置泵站根本無法扭轉北京“逢雨必澇”的尷尬局面,應該從整體上對北京的排水體系進行重新規劃。
21億改造下水道
21.2億的數字源于去年5月,北京市水務局局長程靜在一個電臺節目對市民承諾,爭取在5年時間內,投入21.2億元,使中心城排水管線全部得到更新改造。
實際上,這是針對2011年住建部頒布的《室外排水設計規范》所提出的新要求所作出的預算。原則上,北京市所采用的排水標準一般略高于國家標準,按照規定:北京一般地區“重現期”標準應采用1-3年;重要干道、重要地區或短期積水即能引起較嚴重后果的地區為3-5年;特別重要地區可采用10年或以上的標準。
“重現期”是指雨水管道的設計以多少年一遇的暴雨流量為根據。從1987年首次頒布國家標準以來,已經陸續修訂3次,最早的版本中,重現期為0.5年,甚至還有0.25年、0.33年的規定,甚至允許道路上存在積水。最近的一個版本是2006年,將下限從0.5年提高到了1年。
“不僅僅是北京,國內所有城市的排水管網都是按照最小的代價設計的,后來才慢慢提高。”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副總工程師程曉陶向時代周報介紹,中國城市在最初規劃下水道網絡時,缺少經濟基礎,都是按照“省錢”的辦法來做,無暇顧及后來的城市發展。
“7·21”暴雨之后,有不少人列舉了歐美國家的排水管網設計標準,至少應該是15-20年,香港的排水標準甚至高于20年一遇,而擁有2000萬常住人口的北京城,最高標準的排水系統如奧運村一帶,也僅僅是3-5年一遇。
不少人都將矛頭指向城市排水規劃觀念的落后,甚至遷罪于為中國設計城市現代排水體系的蘇聯。
據新華社的報道,北京市排水集團總經理陳明在暴雨后坦言,此前北京的城市建設是向蘇聯這樣的“干燥國家”學習,制定的標準很低且不科學。
這并非毫無道理,在去年廣州遭遇“內澇”之后,隨即也有人介紹,廣州的排水設計也是由蘇聯幫助完成。
“實際上排水管道沒有什么國別之分,只有‘重現期’的高低之別,并不是說巴黎的下水道能排水,而莫斯科的下水道不能排水,只是較為干旱地區會將標準定得更低一些,以減少不必要的投入。”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城市規劃研究室主任李紅玉說。
事實上,建設新的排水管網并非難事。公開資料顯示,建設1-3年一遇標準的排水管網,如果不計算拆遷費用,每公里工程投入在20萬元以上,按照北京市5年內新老城區新建1460公里雨水管網計算,只需投入3億元左右。
而在下水道的維護費用方面,每公里的費用在6萬元以上,以北京市現在運作的4719公里排水管網計算,則每年需投入2.8億元。
但是,要造高標準的排水系統卻是難事。北京化工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劉安國研究的成果顯示,為保證城市供排水系統的正常高效運行,每年的投資需求高達150億元。其中,供水設施改造需50億元,排水系統擴建需50億元,環境保護需50億元。而今后3-5年內的投資需求在450億-750億元。不過,北京市目前為止改造下水道的預算只有21億。
群龍治水
在北京奧運會舉行前的2004年,為了統一應對北京的水問題,北京市水務局成立,其職責涵蓋了北京自來水集團、北京排水集團以及北京節水辦。兩年后,北京市排水集團也當仁不讓地從北京市市政管理處手中接收了北京絕大部分排水管網。
至今,北京排水集團除了在各個立交橋的積水點中為泵站疲于奔命之外,遲遲未展開北京排水系統的整體改造。
在排水方面,群龍治水的局面仍未根本改變。王顯是南五環旁邊某小區的物業管理人員,他向時代周報回憶了“7·21”暴雨當天的情景。
7月21日晚上7點左右,該小區物業就接到電話說小區一座樓的地下室開始進水了,王顯知道情況嚴重,帶上四五個人趕緊去查看情況。當王顯趕到時,地下室已經沒有剩下多少人,由于害怕被水淹沒,大部分人都選擇了躲避。
“那水一直嘩嘩地從地下室門口涌進來,不到半小時就一米深。”王顯回憶說,他一邊打電話讓人趕緊帶水泵過來,一邊在附近就地挖泥填成沙包,把這座樓的幾個單元入口都堵住,但仍舊沒有擋住雨水涌進去。
好在這天大興區的雨量比城區稍小,在晚上9點之后,由于水泵開始抽水,地下室的積水開始慢慢退去,但整整一晚上,王顯都沒有機會睡覺,一直在幫忙清理積水。
第二天,小區外面兩個井蓋旁邊的行人道都出現了直徑一米的塌陷。王顯告訴時代周報,自始至終,小區的救險都由小區物業獨立完成。
這樣的情況在7月21日的北京相當普遍,北京排水集團搶險的重點放在立交橋積水以及清理道路旁邊雨箅子的堵塞物,根本無暇他顧。
實際上,各個小區的排水系統由開發商自行設計和施工,甚至還出現過排水管道口徑不對,無法跟市管對接的情況。
“之前,市政工程管理處負責管理由市政府投資建設的市區管網、泵廠和污水處理廠。各區、各單位和各居住小區自行管理和維護各自建設的管網。后來,市政管理處管理的管網歸并到排水集團,但各居民小區的排水仍由小區自行負責。這就造成了排水集團始終無法統一建設和管理全市所有的排水和污水管網。”李紅玉介紹。
于是在“7·21”當天,由于排水系統不達標,不少新建樓盤不約而同地被水淹沒。對于排水集團而言,同樣是有苦難言,雖然已經轉為企業,但其運作仍不離事業單位特色。
北京排水集團固定收入來源是每噸一元的污水處理費,但這筆收入必須通過市政府代收,然后再通過撥款的形式交予排水集團。
但北京排水集團除了建設新的污水廠,提高污水處理率之外,還需要建設新的配套排污、排水管網,除非另有財政支援,否則真是有心無力。
而在排水管網的設計方面,則仍由北京市市政工程設計研究總院主導,“外地的設計公司最多只能在北京郊區拿到項目,城里面還是北京市政設計院說了算。”一位業內人士告訴時代周報。
目前,國內城市市政道路、管網的設計基本如此,即每個城市當地的設計院負責本市的項目設計,然后在本市進行工程招標,基本不對外開放競爭。
“如果要進行排水管網的整體改造,基本上還是必須由市政府來出面,規劃委、水務局點頭,再由排水集團、市政設計院來實施。”程曉陶說。
而另一方面,在目前的技術條件下,更換排水管道必須挖開路面,這又必然牽涉到同屬于地下網絡的公路、電力、電信、地鐵等諸多系統。
“至今我們也沒有對地下的管網線路有統一的管理,除非一開始就鋪好高規格的排水管網,否則要升級改造就必須履行一大堆手續。”李紅玉認為,對于地下的市政建設,還有待進一步的整合。
排蓄結合
由于北京的地形西高東低,因此北京城的防洪策略是所謂的“西蓄東排、南北分洪”,這就使得位于北面的清河、壩河,東面的涼水河、通惠河成為排水的主要目標。
在二環內的老城區,雨水通常能夠通過北海、中海、南海、前海、后海等組成的水系進行蓄水,保證了位于中央的故宮不受水患,因此,盡管老城仍有不少明清時的下水道,卻不容易被淹。而二環外逐漸建成的新城區,則必須依靠現代的排水管網,順著地形流到郊區的河流之中。
這其中,位于通州的通惠運河起到了關鍵的作用,由于地形的原因,中心城區收集的雨水往往通過龍須溝、南護城河匯入通惠河。
但是,通惠運河的承受力有限,而清河、壩河、涼水河也不是河道寬敞的大水系,在暴雨襲擊之下,河水向排水管網倒灌成為了悲劇性的結果。
位于東二環的廣渠門立交橋就是由于南護城河的河水倒灌,下水道井蓋被沖開,雨水全部涌入了立交橋下,積水一度達四米深。
“單純強調排水強度是無法應對這樣大的暴雨。”程曉陶說,“就算是把管網標準都提高了,進入管網后又到哪里去呢?必須到河里去,可是北京的這幾條河容量太小,雖然我們可以加寬、加深,但又必須要涉及到拆遷,而且也不能增加多少流量,代價太大。”
程曉陶認為,北京排水管網目前面臨的問題,不是管網標準普遍太低,而是大部分新建的排水管網上去了,但主干管網沒能隨之升級,并且河流容量有限,雨水到了一定強度,必然發生倒灌。
“新區的管子大了,雨水都進來了,可是到最后都堵在那里了,匯集的地方就出問題了。”程曉陶說,“光排水是不夠的,還應當就地蓄水,蓄水調節時間差,讓雨水慢慢過來,而且還可以滲透到地下去,補充地下水,北京地下不正好是缺水,給挖空了嘛。”
多位接受時代周報采訪的水利專家都表示,建立地下蓄水池更迫在眉睫。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水資源所所長王浩介紹,現在北京超過80%的路面被混凝土、瀝青等不透水材料覆蓋,雨水無法滲透到土壤里,只能通過管網排走,進排速度不成比例,即會形成大面積滯澇。
而建立地下調蓄水池則剛好彌補了現代城市路面無法透水的難題。據媒體報道,倫敦在供水管道下50多米深處修建了一圈大水庫,新加坡的排水管道在地鐵下三四十米,日本也修建了可以直接滲漏的地下蓄水設施,而中國城市的排水管網埋深只有十米左右,擴展空間十分有限。
“排水管道是一代技術,蓄水是第二代技術,把蓄水系統改造成可滲透,也就是第三代技術。北京如果使用,可以把二代和三代技術結合起來。”程曉陶認為,在洪澇嚴重的地方可以建立大型的蓄水池,而一般的地方則可以采取遍地開花的方式,要求房地產開發商在小區地下建小型的蓄水裝置,減輕排水管網的負擔。
北京市水務局原副總工程師朱晨東則主張在地鐵之下,建設一個四五米直徑、長達50公里的廊道積存雨水。
但他計算的造價為地鐵的一半,總共需要200億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