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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小明:謹防實體經濟“空心化”的戰略思考
時間:2012-07-25 10:18:46  來源: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學報 

  實體經濟一般是指物質產品的生產、流通及提供相關服務的經濟活動,包括農業、工業、建筑業、交通運輸業、商業服務業等生產和服務部門,也包括知識、教育、文化、體育、信息、藝術等精神產品的生產和服務部門。毋庸置疑,實體經濟是一國經濟的立身之本,是保持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主要推動力,是一個國家社會財富和綜合國力的物質基礎。

  然而,近些年以制造業為代表的不少實體經濟經營者棄主業、棄實體轉而投向虛擬經濟的情況愈演愈烈。從滬深上市公司披露的2011年年報和2012年一季報中可以發現,一些上市公司業績同比大幅下滑,甚至虧損,與之伴隨的是上市公司“不務正業”現象漸趨嚴重,從炒房、炒股到買理財產品、放高利貸,投資可謂花樣百出。其實,長三角、珠三角等地區中小企業在高利潤的驅動下,早就開始投資股市、期市、樓市、煤炭、古玩、農副產品等投機炒作市場,并如火如荼地參與高利貸市場。實體經濟和主業“空心化”正在加劇,成為影響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大潛在風險,必須引起高度重視。

  一、當前我國實體經濟“空心化”的主要原因

  做實業艱難,有著很現實的原因,其中成本走高、稅費過重、產能過剩、投資受限、融資艱難、創新不足、比較利益偏低等是導致實體企業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

  (一)多種成本上升壓力,實體企業利潤太薄。當前,實體經濟面臨高成本和高稅費兩頭擠壓,“兩價”(原材料進價和資源環境代價)、“三金”(薪金、租金、土地出讓金)、“四率”(利率、匯率、稅率、費率),九種因素疊加推動企業成本直線上升。據全國工商聯副主席莊聰生透露,目前向中小企業征收行政性收費的行政部門有20多個,收費項目達60多項,近1000多個子項目。[1]粗略計算,營業稅、增值稅、所得稅、城建稅等,加上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生育等社會保險費,許多企業的實際稅費普遍超利潤的30%。加上各地私設名目亂收費等因素,每年繳納的稅費都要超過利潤的一半。[2]在此背景下,我國大量實體企業的盈利能力陷入逐漸下滑乃至喪失的趨勢之中,面臨著利潤“比刀片還薄”、“不干還能保本,干了可能虧本”、“干得越多,虧得越多” 等困境。

  (二)國內外市場需求不足,實體中小企業產能嚴重過剩。國際金融危機后,全球經濟的復蘇困難重重,歐美主權債務危機遠未結束,將長期面臨去杠桿化、財政赤字高起、需求疲軟等問題。隨著外需萎縮,大量外向度較高的企業訂單大幅減少。據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2011·中國企業經營者問卷跟蹤調查報告》顯示,4225戶企業中,訂貨“低于正常”的占33.7%,訂貨相比2010年“減少”的占32.8%;企業銷售困難,小型、中型企業庫存“高于正常”的分別占19.1%、20.0%。[3]不但如此,我國的實體經濟面臨兩頭受壓,一頭來自高收入國家通過創新和技術變革帶來的競爭,如美國、法國等發達國家在經歷了上一輪的金融危機之后,深刻反思此前過度依賴虛擬經濟的教訓,提出諸如“再工業化”、制造業回歸的發展模式;另一頭來自越南等一些比我國成本更低的國家的出口競爭。這直接導致了我國企業的產品出口受阻。加上國內消費需求增長乏力,新的消費熱點尚未形成,從而造成國內實體企業產能嚴重過剩。

  (三)過度壟斷導致不公平競爭,實體中小企業投資渠道嚴重受限。近幾年特別是受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沖擊后,我國的行政性壟斷經營日益擠壓了民營企業的發展空間。盡管政府在2005年出臺了“非公經濟36條”,2009年出臺“中小企業29條”,2010年再次出臺新“非公經濟36條”等,進一步放寬了民營資本進入交通電信能源基礎設施等領域,參與建設文化、教育、體育、醫療、社會福利等社會事業,興辦金融機構等,但在具體執行過程中遭遇三重門:“鐵門”(壟斷企業把持,門檻太高進不去)、“玻璃門”(看得見進不去、沒實力也不敢進)、“彈簧門”(進去以后逼你退出來)等,民間資本投資無門或被“擠出”,只能在低端制造業的“紅海”領域殘酷競爭。而且處在上游地位的壟斷國有企業,如電力、交通、原材料、能源(煤炭、石油、有色、化工)等,一方面經營效率低下,不斷將成本費用轉嫁給下游民營制造業,另一方面憑借政策、資金、技術、市場等優勢,垂直整合產業鏈,沿中下游發展,在競爭激烈的制造業領域擠壓民營企業的發展空間,使民企生存與發展環境處于“灰霾”狀態。據《2011·中國企業經營者問卷跟蹤調查報告》顯示,關于“十二五”期間應重點突破的十一個選項里面,選擇“加快壟斷性行業改革”的企業經營者占56.5%,排第一位,比2010年提高了8%。[3]

  (四)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投資回報反差大,人力財力要素流失嚴重。實體經濟產業“空心化”問題,往往與虛擬經濟的過度自我循環和膨脹密切相關。目前,虛擬經濟利潤率太高、實體經濟利潤率太低:資本利潤率為22%,房地產為28%,而工業為6.4%,紡織業僅為4.7%(莊聰生,2012)。投資虛擬經濟的巨額回報率,吸引著各項要素流向非實體經濟。炒作投機之風從房地產、股市、期市、煤炭資源、古玩、藝術品向其他領域蔓延:大蒜生姜大蔥玉米等農副產品、理財產品、放高利貸等竟然被炒得熱火朝天,泡沫泛起。一些實體企業在“副業”投入收益高、資金回流快的誘導下,逐步放棄了對主營業務的堅守,出現了“一流企業做金融、二流企業做房產、三流企業做市場、四流企業做實業”的局面。一些企業甚至通過“實業釣魚”,以實業為擔保獲得貸款用于虛擬經濟的套利中。在這個過程中,企業家精神似乎愈加弱化,企業中踏踏實實做實業的越來越少,投機投資的越來越多;想靠腳踏實地富裕起來的人越來越少,追求一夜暴富的人越來越多。

  (五)小微型企業融資渠道狹窄,融資難、融資貴成頭號難題。信貸供給傾向于大城市、大企業、大項目,大量小微型企業難以從正規金融領域獲得資金,面臨前所未有的“融資難”。據銀監會測算,我國銀行貸款主要投放給大中型企業,大企業貸款覆蓋率為100%,中型企業為90%,小企業僅為20%,幾乎沒有投放給微型企業。[4]關于融資貴,銀行對中小企業的貸款利率是基準利率上浮30%左右,有的高達60%,少數銀行抬高門檻,貸款約50%是現金,50%是承兌匯票,有的強行收取財務顧問費等中間服務費用。由于正規渠道很難得到滿足,不少小微型民營企業不得不轉向“地下”民間借貸,致使其貸款實際利率高出法定基準利率的5—8倍,企業融資成本巨大。[5]

  (六)產業層次較低,創新能力弱。目前以出口為導向的“中國制造”,大多為勞動密集型產品。高技術產品加工的核心技術和關鍵工序都在國外,或者被外商直接掌控,處于價值鏈高端的高附加值的品牌、設計、管理、營銷等環節被外商占有。中國從事出口加工貿易的制造業企業(多為中小企業)只能分享微薄的利潤。以富士康為例,蘋果公司每部iPad的利潤達150美元,為銷售價格的30%。以工資形式返還給中國工人的薪水僅為每部8美元,占售價1.6%,這比iPad主要零部件供應產地韓國所得到的收益(34美元,6.8%)低得多。它們自身的產業結構和所處的產業鏈低端導致其產品差別化小,形成同質化生產的惡性競爭。我國中小企業由于融資太難,不能創新;能力有限,不會創新;風險太大,不敢創新。最終難以實現轉型升級,不得不逃離實業。

  二、對實體經濟強本固基的思考

  大力發展實體經濟是今年乃至今后經濟工作的重要任務。只有牢牢把握發展實體經濟這一堅實基礎,努力營造鼓勵腳踏實地、勤勞創業、實業致富的社會氛圍,才能使實體經濟強本固基,減少經濟下滑帶來的風險。

  (一)厘清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關系。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是一種既對立又統一、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約的關系。理論上,虛擬經濟是實體經濟的潤滑劑,其產生的基礎、發展的源泉和服務的對象都是實體經濟,如同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一樣,虛擬經濟發展偏離實體經濟發展是一種常態,但必須在一定的限度范圍內,必須與實體經濟相協調適應。否則,虛擬經濟嚴重偏離實體經濟,過度自我循環和膨脹,就可能演變成泡沫經濟。當前要認真總結吸取“脫實向虛”的國際經驗教訓:19世紀末20世紀初英國因為“食利”而喪失強國地位;20世紀80年代日本因股市崩盤、房地產泡沫化、人口老齡化而失去20年,至今仍在拖累其實體經濟;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主要源于股市、匯市和地產市場過度膨脹;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主要源于房地產和次貸衍生品市場過度膨脹;希臘因產業空心化和高福利造成主權債務危機。相反,德國經濟在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的雙重打擊下依然一枝獨秀,首要原因是德國堅實的工業基礎,德國的機械制造、汽車、化學、電子業堅如磐石,以中型規模的家庭企業為主構成了德國經濟“脊梁”,如今“德國制造”已成為世界市場上“質量和信譽”的代名詞。

  (二)打擊投機炒作,營造實業致富的環境。只要房地產、股市、金融等虛擬領域的投機、暴利空間還存在,資本就難以回歸到實體經濟。因此,打擊投機、遏制暴利,是資本回歸實業的前提。應實行嚴格的“房地產調控措施決不動搖”,加大保障性住房的供給,遏制投資投機性購房需求,擠出多余的泡沫,促進房價合理回歸理性。同時開征土地房產交易增值稅和房產稅,替換目前的土地出讓金和有關房地產的各種稅費,理順地方財政收入渠道,鼓勵地方政府關注重心從土地財政轉移到實體經濟上來。應加快證券市場改革步伐,抓緊完善上市公司分紅制度、信息披露制度、新股發行和退市制度等;加強股市監管,打擊黑幕、投機行為,促進一級市場和二級市場協調健康發展。應進一步規范金融市場行為,徹底整頓理財產品市場,打擊各種非法金融活動,對于民間高利貸所得征收高額資本利得稅。應建立健全規章制度,對投機性行業的過高回報采取稅收等手段進行調節;切實加強對投資品市場交易的監測和監管,堅決打擊過度炒作行為。

  (三)以小微型企業為重點加大財稅扶持力度,打開實體經濟盈利空間。首先,通過“化稅為薪”或“減稅提薪”,減少企業經營轉型成本。一方面,對近幾年國家已出臺的一系列結構性減稅措施,各地應盡快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實施細則,有計劃地制訂一個分階段逐步實施的時間表,把好事做實,把實事做好。另一方面,本著“能免則免、能減則減、能緩則緩”原則,進一步加大結構性減稅力度,拓寬減稅范圍。比如穩步擴大營業稅改征增值稅試點范圍,將企業所得稅減半征收作為一項長期政策實施,調整完善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文化產業的稅收優惠政策,完善鼓勵低碳技術、高新技術和高附加值產業急需的先進技術、關鍵設備以及稀缺資源性產品進口的稅收優惠措施,降低小型微利企業所得稅征收標準,準予中小企業適用所得稅優惠政策等等。其次,進一步減少、簡化行政審批,會同監察、審計、財政、法制等部門聯合開展涉企收費專項治理整頓活動,堅決清理自立項目收費、超標準收費、擴大范圍收費、取消項目繼續收費等不合規收費行為。建立多種涉企收費維權機制,如建立企業維權舉報電話、投訴網絡,強化新聞等社會監督。再次,積極運用財政補助、貸款貼息、貢獻獎勵、稅收優惠等手段,重點支持企業的技術創新、轉型升級、國內外市場開拓,支持擔保機構、再擔保機構、中小企業公共服務機構改善環境條件等.

  (四)加大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切實解決中小企業融資困難。一要強化金融機構服務實體經濟的措施。在商業銀行設立中小企業貸款機構,設置中小企業貸款專項業務指標,完善商業銀行對中小企業金融服務工作考評機制。進一步完善金融機構扶持中小企業發展的獎勵激勵機制,建立中小企業貸款風險補償機制、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風險補償機制,通過政策引領股份制銀行從事中小企業的信貸業務。進一步完善金融監管體系,解決不合理收費和附加貸款條件。深化“三個辦法一個指引”,通過必要的操作流程和內部控制手段,確保信貸資金真正流向實體經濟。二要加快發展中小金融機構。進一步放寬資格限制,降低中小金融機構發起人市場準入門檻,積極培育面向小微型企業的中小金融機構,特別是小額貸款公司、小額擔保公司、租賃公司、信托公司、財務公司、汽車金融公司、私募基金、風險投資基金等機構的發展,使民間金融從“地下”轉為“地上”規范運作。同時成立中小金融機構的監管部門,嚴防中小金融機構從事“洗錢”等非法金融活動。三要積極探索適合中小企業融資的擔保方式,開展存貨、出口退稅單、應收賬款等的抵押貸款業務,擴大產權、非專利技術和股權等無形資產的質押貸款,開辦融資租賃、公司理財、賬戶托管等多種融資業務。四要健全中小企業融資政策法規支持體系,有條件地承認企業間借貸的合法性,具體從貸款額度、期限、利息、擔保、登記以及資金來源等方面做出特別規定,有條件地放開企業間的借貸。五要繼續擴大股票、債券、信托等融資活動對企業的幫助,支持符合條件的商業銀行發行專項用于小微型企業貸款的金融債,支持符合條件的中小型實體經濟上市直接融資。六要建立專門的融資服務體系。為中小企業提供包括信息咨詢、技術合作、管理培訓、信貸服務以及為中小企業的創立與發展提供的一站式服務。

  (五)破除壟斷出實招,為民營經濟開拓新空間。第一,反壟斷的重點是反行政壟斷,務必實行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一方面要在產權、人事權等方面割斷壟斷企業與政府之間的紐帶,取消對政府所屬企業的各種虧損補貼;另一方面使政府與其所屬企業的人財物徹底脫鉤后,把其承擔的市場準入、價格管制、成本控制和服務質量監控等行政職能,移交給獨立的行業監管機構承擔。第二,認真清理市場準入和前置審批。由于受部門利益的局限,目前由各部門自我清理的做法,很難取得實質性的進展。建議組織統一、協調的政府規制機構,獨立客觀公正地全面梳理各部門設定的市場準入,打開準入空間,加快鐵路、金融、電信、民航、石油、石化、水電氣等壟斷行業的市場開放步伐。將事前審批改為過程監管,將行政審批改為主要通過產業政策對各類投資進行引導,將行政指定經營主體改為依法核準或市場招標選擇經營主體,對國家擁有的特殊資源或特許資源,通過市場招標或拍賣選擇使用者,收益歸國家所有。第三,推進壟斷行業和領域產權、投資主體多元化改革,支持民營資本以獨資、合資、參股、控股、資產重組等方式參與壟斷環節的特許權競爭。同時,推進壟斷企業后勤服務社會化改革,剝離輔助系統,嚴格限制壟斷企業進入非主營業務。第四,盡量縮小政府直接投資的領域和范圍,重視發揮市場在擴大內需中的作用,重點撬動市場力量。第五,激活并落實《反壟斷法》的立法精神,切實加強反壟斷執法,重點治理壟斷環節延伸和濫用市場地位的行為,尤其要防止開門迎客、關門打狗的現象。廢除原來由行業部門起草、旨在保護行業部門利益的法規政策,消除模糊和歧視條款,并研究制定民營企業進入壟斷行業的新的法律法規和管理辦法,包括:市場準入、審批程序、經營管理、清算和監管等。

  (六)加快支持企業創新的體系建設,助推產業轉型升級。國家要制定產業技術創新專項規劃,選擇若干產業集群基礎好的國家級高新區,用專項財政資金對產業集群發展的核心、關鍵技術和共性技術的研發給予支持,建設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創新集群;扶持一批專門進行產業集群的關鍵技術和共性技術研究開發,專門進行技術和知識培訓,專門進行設計、咨詢和知識服務的知識服務型企業。要建立健全科技創新利益補償機制。對企業技術研發、人才培訓、設備更新、節能減排等活動實行財稅優惠政策;建立科技型中小企業技術創新基金,為高新技術成果轉化活動提供資金支持。要建立企業創新風險分擔機制。通過知識產權專利入股、產權抵押貸款等多樣化的資本化營運方式分散企業自主創新的風險;發展科技保險業,完善科技保險理論和操作模式,引導企業積極參加科技保險。要建立創新人才引進和培養機制。打破企業經營管理者“官本位”思想,通過公開招聘或建立企業家市場,選拔和造就一批科技型、創新型企業家群體;建立科學的企業用人機制,通過教育、培養、激勵制度創新造就一批由科技人員、技術人員組成的技術創新群體。要建立技術信息庫和自主創新網絡,為技術開發、成果轉化、技術傳播、教育和培訓等資源提供多維溝通與互動的平臺,并提供網上技術交流或交易服務。技術引進要改變以進口生產線和成套設備為主轉向以引進技術和知識為主;改變以生產使用為主轉向以引進技術的學習模仿、消化吸收、開發再生產為主,逐步轉化成為自身的知識存量。鼓勵國內企業與跨國企業的合資,并參與核心技術或關鍵技術的研發,提高國內企業的創新能力。要創新產學研模式,由傳統的大學、研究機構向企業轉移技術變為向企業轉移創新隊伍、轉移研發中心,幫助企業建立自己的創新平臺,為企業的技術創新提供更前沿更源頭的技術。鼓勵、支持企業與大學、科研機構共同建立實驗室或研發機構,健全政府支持、企業主導、官產學研結合的技術研究和開發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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