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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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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市規劃局局長趙燕青有“規劃界明星”之譽，同時擁有英國加迪夫大學博士、中國房地產研究會常務理事、廈門大學教授頭銜。他在年會中展露出一貫的鋒芒姿態，引領不同觀點碰撞。而學術激辯的背后，折射出當下快速城市化所面臨的困惑。
南京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張京祥教授說，城鎮建設用地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粗放式擴張，在土地供應大幅增加的同時，商業地價、商品房價以超經濟增速增長。他稱，“GDP競賽”成為城市政府的行動目標，而土地財政無疑成為GDP的一大支撐，地方政府由此成為“一個個增長饑渴、財政饑渴的競爭實體”。
“過快的土地資源消耗已透支未來公共財力。土地財政，本質是寅吃卯糧，建立在土地財政基礎上的增長，將土地租金的40年、50年、70年收益一次性收取到本屆政府使用，實際上透支了隔代收益權。與此同時，還要未來政府背負沉重的物業維護成本。”
趙燕青卻反駁說，以土地財政為核心的中國城市化模式，不能輕易改弦更張。“地方政府依賴土地財政的發展模式，的確存在很多問題，但需要的是改進、完善，而非放棄，更非轉型。政府應當完善二次分配，將土地和高房價中獲得的收益，確保新增市民都有一次置業機會，以分享社會財富的增長。”
他稱，城市化的質量取決于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水平，但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最大門檻，就是一次性固定成本，建橋、修路、建污水廠、建地鐵都是如此。克服籌集“第一筆錢”的難題，就離不開土地財政。“土地，對地方政府而言就是貨幣，任何土地指標都是有價值的。”
“這也是在金融和債券市場不完善的情況下無奈的選擇，但目前來看，效率很快。”他說，在中國的經濟模式下，地方政府的土地收益，不是政府投資收益，而是地方政府從市民手中的融資，是借來的錢，是其提供70年服務的體現。在他看來，中國老百姓花錢買房子，如同購買城市股份，在地價上與政府風險共擔，與美國地方政府發行債券一樣，都是為了融資。
“70年以后，大部分居民在城市擁有了私有財產，中國就可從土地財政模式轉為稅收財政模式，或者如新加坡那樣的企業財政模式。土地財政不會永遠是最優模式，但至少現階段，我們還不能直接吃第二個包子。”
快速城市化進程中，“小產權房”該不該合法化，也成為一道“辯題”。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陶然認為，應釋放集體用地入市，將“小產權房”合法化。“經過市場化改造，通過補交稅費以及征收物業稅的方式，將集體土地上的小產權房合法化，不僅可以緩解地方債務，還可削減快速城市化衍生出的房地產泡沫，平抑房價，促進農民進城，而地方政府也無需再額外征地搞城市化。”他說，深圳已推動小產權房合法化的改革試點，當地有約一半人口居住在小產權房內，從小產權過渡到“大產權”，這就需要借助城鎮規劃的靈活性運用。
然而，這一觀點同樣招致趙燕青的反駁。“這絕不現實。一旦農村集體土地入市，誰還會買政府出讓的土地？”他說，分布在城市周邊的小產權房是避稅物業，如果轉正，房屋持有人就是一夜暴富，而這類農業用地入市，好處也絕對到達不了山區進城務工的農民。
“城市化，真的就是以工輔農、以城帶鄉？”中山大學教授袁奇峰的一個發問，也引發了大家辯論。到底該不該讓農業在城鄉統籌中重新成為有利可圖的事業，該不該放慢城市化腳步而彰顯“鄉土中國”的特色，學界的這場激辯并沒有答案，卻給快速奔跑的城市化，留下了一個個思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