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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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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曉軍是黑龍江省哈爾濱市下轄的雙城市幸福鄉久援村村民，同村還有另外78戶村民與他有同樣的遭遇。絕大多數村民在按下手印后才回味過來，9天內他們“稀里糊涂”簽下的協議書可能讓他們終身失地。
6月6日，雖然相應的土地審批手續尚未辦妥，雀巢公司就在他們的耕地上舉行了新項目奠基儀式。
雀巢公司計劃，在久援村79戶村民的900畝(約60萬平方米)耕地上建設“雀巢奶牛飼養管理培訓中心”，該中心包括占地1萬平方米的培訓中心和占地59萬平方米的3個示范牧場。
據當天在場的記者報道，出席該儀式的嘉賓除了雀巢公司的高層管理人員外，還有哈爾濱市的一位副市長，雙城市委書記、市長等官員。細心的記者還發現，在兩個小時的儀式中，來到現場觀看的村民寥寥無幾。
政府搭臺，企業唱戲。在吳曉軍等村民還沒有搞清楚征地和土地流轉的區別時，900畝耕地就已經易主。
模棱兩可的協議
能夠在短短9天內讓900畝耕地轉手的協議書是怎樣的？
吳曉軍提供的協議書上方正中有“轉讓土地協議書”的字樣。內文有這樣的表述：“經村民代表大會討論決定，用地方擬在久援村東北二節地建設畜牧養殖基地。”協議書的甲方是久援村村委會，乙方為吳曉軍本人。
除吳曉軍的簽名和按下的手印外，該份協議書的落款處并無久援村村委會的印章，甲方村委會下的負責人一欄也留著空。此外，該協議書沒有寫明簽署日期。
在該協議書中，并沒有“土地流轉”的字樣，也未規定土地使用權轉讓年限。吳曉軍稱，所謂的“土地流轉”期限為15年，只是雙方的口頭約定。而15年后的2027年，正是本輪土地承包期結束的年份。
后來讓吳曉軍等村民心中打鼓的是：協議的第五條規定稱，第二輪土地承包后，國家土地政策有所調整，乙方才可享受與其他農民平等待遇。
吳曉軍說，這條規定可能意味著他們將終身失地。在久援村村民的記憶中有過這樣的教訓。據村民講述，現在久援村村西的一片樓房所占土地，就是當年通過土地流轉而后被征用。
久援村村委會聲稱的“土地流轉”也處處參照征地的標準。按照雙城市國土資源局給中國青年報記者的回復，雀巢的項目用地補償參照的是雙城市政府關于該地區征地區片綜合地價，也就是35元/平方米。
而村委會與村民簽訂的協議第一條規定：甲方一次性付給乙方的補償是30元/平方米。且這筆補償的名稱并非土地流轉合同中所常用的“土地流轉費”，而是征地補償中常出現的“安置補助費”。
按照幸福鄉黨委書記吳澤林的解釋，國土資源局所說的補償與協議書中補償的差額，是用于補償村集體的，即“流轉土地”每平方米村委會留取5元，共計300萬元。吳澤林說，這樣的補償分配方式與上述所說的片區綜合價同樣出自雙城市政府關于實施征地片區綜合價標準的公告。
吳曉軍后來了解到，這些做法越來越不像“土地流轉”，而是變相征地。
《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第36條規定：“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轉包費、租金、轉讓費等，應當由當事人雙方協商確定。流轉的收益歸承包方所有，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擅自截留、扣繳。”
若將此次土地轉讓歸為征地類別，吳曉軍等村民也仍然覺得說不過去。因為他們查證，《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47條規定，征收集體土地的補償應包括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償費、青苗及地上附著物補償費等三項，且政府對于失地農民大都幫助辦理社保和提供勞動技能培訓。
村官維護誰的地權？
對79戶村民來說，這次“土地流轉”給他們帶來的一次性補償款“數目不小”，能夠應急解決很多問題。村民田家林得到補償款后，就在城里買了樓，在村里還擺了酒席慶賀。不過，吳曉軍的擔心是，雖然拿到了這筆錢，但自己失業了，這筆錢用完后將再無收入來源。
據吳曉軍等村民反映，絕大多數人簽下協議書時，并沒有仔細考慮。
最開始，他們算的是這筆賬：村民當時覺得“土地流轉”是劃算的，按照平均地價每畝500元計算，15年只有7500元；即使村民種植時下收益率最高的玉米，每畝純收益在1000元，15年累加也不過1.5萬元。而“土地流轉”的補償是30元/平方米，一畝地的補償款就是兩萬元——當然，村民們并未把土地和農產品的價格上漲因素計算在內。
后來他們反思，促使他們倉促做決定的還有另外一個因素。
多位村民向中國青年報記者敘述了他們簽協議的過程：久援村村委會主任南繼龍的愛人王金萍帶著村委會會計關月峰，挨家挨戶做79戶村民的工作。吳曉軍說，一些村民不簽協議，王就軟磨硬泡，到天黑也不走。
一些村民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他們懼怕南繼龍。他們稱，南繼龍的兒子曾數次帶多名陌生人進村“維持秩序”。
中國青年報記者進村采訪就曾遭到干擾。根據村民指認，中國青年報記者在村民家采訪時，一名在村委會“幫忙”、綽號叫“小咬子”的年輕人，到處追查記者的行蹤；南繼龍的女婿當時也開車在村前村后尋找記者；王金萍還往各村民家打電話詢問。直到記者離開久援村，接受采訪的村民通過電話反映，還有“眼線”觀察他們的動向。
據了解，村中最終沒有簽協議的只有在外打工的李昌明。而南繼龍稱，李昌明已經在電話中應允。
根據中國青年報記者的入村調查了解，一些村民并不相信村委會。
對于村委會留取的補償款，村民認為村委會明面上每平方米“抽”了5元，而實際上數額應該更多。
對于賬面上留取的300萬元，村民并不了解村委會想怎么用。南繼龍去年上任之初許諾給村里修路，并讓村里人喝上純凈的自來水，但村民們不知道這些承諾是否能兌現。
雙城市國土資源局給中國青年報記者回復稱：久援村已經村民議事會討論通過，將村集體土地60萬平方米流轉給雙城市雀巢公司。但多位村民表示，他們對這一議事程序并不知情。
用地指標之困
中國青年報記者電話聯系上了雀巢公司的一位負責人，但該負責人似乎對于900畝耕地的“流轉”過程并不了解。
該負責人稱，今年年初，雀巢公司大中華區的高層與雙城市政府簽訂了合作備忘錄，“雀巢奶牛飼養管理培訓中心”就是備忘錄中提到的合作項目的一部分，具體操作中政府該做什么與雀巢該做什么，已在備忘錄中已有較明晰的分工。
該負責人表示，他只知道雙城市政府會按時提供一片用地，雀巢支付幾千萬元的“起拍價”，言語間似乎并不知道土地是通過土地流轉形式獲得。
雀巢雙城工廠1990年即建成投產。據了解，雀巢雙城工廠2011年實現40億元的產值和3.28億元的利稅，是雙城市的利稅大戶。但近10年來，該工廠對于雙城市的利稅增長乏力。按照雙城市委書記魯志民的推算，雀巢公司新項目落成后，奶源得到開拓，雀巢每年有望為雙城市多貢獻1億元的利稅。
財政上的壓力或許是雙城現在迫在眉睫的問題。為此，雙城非常期盼大項目真正落地。魯志民在今年4月12日的全市大項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總結了大項目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實踐證明，哪個地方項目多、項目好，哪個地方發展就越快，今后發展潛力就越大；反之，哪個地方項目少，哪個地方發展就越慢，今后發展空間就越小。”
但用地緊張無疑卡了雙城經濟發展的脖子。雙城市市長毛臣在今年4月6日的全市經濟工作會議上列舉雙城市與周邊縣的差距后，就講到經濟發展與用地不足的緊張關系，“隨著國家土地政策的調整，土地審批將越來越嚴格。……一些重點大項目建設面臨著土地征用、供地難，用地緊張等瓶頸問題。”他還要求，“年內力爭完成200萬平方米的土地收儲任務。”而據魯志民在大項目會議上的講話，雙城今年全市用地需求達600多萬平方米。
據接受采訪的雙城市一位官員介紹，雙城目前已達成意向投資額超億元卻無法解決用地問題的項目“有10多個”。
在哈爾濱通往雙城的哈雙高速公路邊，靠近雙城經濟開發區的一些廣告牌上寫著“延壽經濟開發區：充足的建設用地，優惠的招商政策”。這一細節或許能反映雙城市用地不足的困境——延壽是哈爾濱的另一個郊縣，在哈爾濱市東部，而雙城在哈爾濱市南部，并不在一個方向上。
雙城市國土資源局局長陸明久還透露了另一個頗具意味的細節，就在今年年初，在雙城市規劃修編中，很多基本農田被變為一般農田：“這是為了便于開發，基本農田是不能動的。”
記者手記
還有多少“雙城記”在不斷上演
很少見到有哪一次“征地”如此神速——僅用了9天。
雙城市政府不愿承認他們是在征地。雙城市官方回應稱，所占60萬平方米耕地中的59萬平方米將用于建設養牛的示范牧場，只有1萬平方米是用于建設雀巢公司的培訓中心。
按雙城市官方的說法，計劃養牛上萬頭的牧場是農業三項用地，仍屬于農用地，并未跳出土地流轉的范疇。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擬建的培訓中心用地性質也會“隨大流”地變成農用地。
如此看來，雙城市政府“不愿承認”的背后恐怕是“不想費事”，因為通過土地流轉占地，可以免除諸多麻煩，滿足地方發展的沖動。
土地流轉是土地使用權的轉讓，流轉期過后，轉讓者仍可收回土地使用權。而征地，意味著失去了收回的可能。
兩者即為土地出租與出讓之間的關系。出租手續自然簡單，出讓手續相對繁瑣。
雙城的實踐證明，以土地流轉方式征地是快速的，有可能規避法規，降低補償金，免除失地者后續生活安置的負擔，或者還可以節省用地指標。
按照雙城的“流轉”方式，土地使用權的轉換，中轉者是村民自治組織的村委會，而不是政府。這就有可能無須政府出面征地收儲和招拍掛，免去政府很多不必要的責任和風險。
如果負責“土地流轉”具體執行的村委會干部再有一些不夠民主的強悍作風，那這樣的“流轉”將會變得更神速。
不能不感嘆一些地方政府領導的智慧。盡管黨和國家領導人多次強調要嚴守18億畝耕地紅線，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基本農田不準動，就修改規劃；項目用地不批，就借“土地流轉”的形式搞變相征地。
耕地是農民最基本的生產資料，之于他們，還具有社會保障性和福利性。喪失耕地，意味著失業和失去最大的保障。
近年來，一些異化的征地使政府與農民互失信任，因此，有關征地的法規及其司法解釋不斷豐富和健全，盡可能為征地設置了一些必要的屏障。
但土地流轉不同，自國家2008年放開這項政策，就缺乏專門的規范。全部的法律依據被涵蓋在《土地管理法》和《農村土地承包法》屈指可數的幾個條款中。
對一些地方政府來說，作為耕地的土地或許是最不值錢的，而一旦改變用地性質，價值便有可能提升百倍甚至更多，所以不難理解某些地方愿意在征地和土地流轉之間尋找騰挪變幻的手法。在當下征地難度加大，土地政策收緊的大背景下，不知還有多少“雙城記”在不斷上演，還有多少耕地在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