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東部發達地區而言,這一輪城鎮化,似乎更側重的是如何發展中小城市、中心小城鎮,并發揮其改革發展的輻射效應,為此,浙、蘇、粵、閩等沿海地區地方政府主動向小城鎮放權讓利。
這些依靠工業發展起來的經濟強鎮,普遍面臨產業結構調整的壓力,且商業配套相對欠缺,如何改造成一批具有輻射效應的綜合性城市,將為全國城鎮化提供經驗。
對此,廣東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彭澎表示,中國城市化一直是經濟發展非常重要的動力,現在由大城市轉向小城鎮,在城鄉統籌中作為重要的節點,對經濟社會發展而言是非常好的機遇。
站在浙江省的角度,國家發改委長三角地區區域規劃綜合組成員陳建軍對此頗有疑慮,“作為資源稀缺大省,考慮到規模經濟,要發展小城市必須選擇有中心城市支撐的那一類,打破行政壁壘,形成大中小城市集群。”
城鎮化不僅僅是大城市化
《21世紀》:如何看待在各地開花的小城鎮改革試點?
彭澎:2009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官方首次提“城鎮化”。過去城市化一直是指以大中城市為主的集聚性發展,結果大城市房價貴、交通繁忙導致很多大城市病,“逃離北上廣”提法開始涌現。
然后就出現城鎮化概念,實際上西方沒有這樣的區別。今年中央也出臺了中小城市戶籍制度的改革,相關的措施也開始制定,應該說這是非常好的機遇,因為城鎮化一直是中國區域經濟發展重要的推動力。
陳建軍:上世紀80年代,當時費孝通在講“溫州模式”時就提過小城鎮的話題,但后來出現的是情況是“村村點火、處處冒煙”,“走了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市,走了一城又一城、城城像農村”。結果是土地資源利用、環境治理、社會管理的規模不經濟。
發展小城鎮,還處在工業化前期的中西部地區是可以的,因為從農村走向城市要有個過渡階段。但在浙江這樣的經濟發達地區,需要仔細斟酌。
《21世紀》:發展功能齊全的小城市是否能夠留住人才,緩解大城市壓力?
彭澎:這些小城市試點除了可以分流大部分的人口,還可以通過產業轉移,企業把車間工廠內遷到農民工的老家,像河南、四川等,使農民工“離土不離鄉”,就近滿足他們洗腳上田的需要,同時可以照顧一家老小,同時解決春運的麻煩,促使社會和諧。
從城市化角度,現在打造中心鎮、衛星城,使城市的發展更加組團化,而不是攤大餅。通過一些小城市居住功能的發展,也是很多大城市發展的模式,對我們小城市的發展應該也是一種有利格局。
陳建軍:要發展小城市必須考慮它們集群的力量,發展城市集群,推廣大中小城市的網絡化連接。
《21世紀》:像浙江這樣的小城鎮試點能否輻射周邊,形成網絡化發展?
陳建軍:浙江省近年來的城鎮體系規劃中一再強調發展杭州、寧波、溫臺、浙中四大城市群。我向來主張發展小城鎮必須和發展城市圈、城市帶相結合,形成大中小并舉且有相互緊密聯系,功能互補的網絡化城市體系相聯系、由此來帶動城市化發展。
對浙江來說,最近提出的重點發展27個小城鎮的戰略,也應該和四大都市圈(群)的發展,形成正向聯系。
小城鎮化將推動
城鄉公共服務均等
《21世紀》:小城鎮化是否是擴大投資拉動內需的好機遇?
彭澎:會。像富士康這樣的企業內遷,不只是勞動力成本的需要,更是面向內需市場的需要,如果沒有內需市場的需要,那么走向內地市場的物流成本的提高會抵消勞動力成本的降低。
小城鎮的發展肯定會拉動整個基礎設施建設,帶動就業,因為小城鎮本身在這方面比較落后,這也是我們城鄉統籌發展思路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拉動新一輪經濟增長很重要的支撐點。
陳建軍:短期來看,以發展小城鎮來擴大投資拉動內需也許有一定的效果,但長期來看,我們必須考慮到城市化發展過程中的資源利用效率問題,浙江省是一個自然資源小省,無論是從土地資源的利用,還是社會基礎設施的利用效率來講,小城鎮沒有大城市高、這里有規模經濟的問題。
《21世紀》:現在眼下小城鎮發展應該解決什么問題?
彭澎:小城鎮應該立足于讓本地的農村勞動力釋放出來,就近城市化。
嚴格來講就是土地換社保的問題,一定要把城鎮化和社保、戶籍的改革結合起來,而且還要有工作機會的提供,所以城鎮化是跟工業化一定要聯系起來,沒有工業化的支撐,城鎮化很難發展,沒有城鎮化的工業化也只是空中樓閣。
簡單來說,越大規模的城鎮化成本越小,越小規模的城鎮化成本越高,為了節約成本可以讓農民一個都不要進城,那他的綜合成本、社會成本就大,因為三農問題核心就是城鎮化。
陳建軍:打破制度壁壘、形成一體化發展格局很重要。如果要發展小城鎮、分擔大城市的負擔,這些大城市周邊的小城鎮應該是重點。
在浙江,對比浙北和浙東北地區,浙南和浙西南地區城市化的落后,主要是缺乏有力的中心城市輻射帶動的結果。如果集中力量把溫州、臺州這些區域中心城市建設好,在這基礎上發展小城市或小城鎮,形成網絡化的城市群,這應該是比較好的一種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