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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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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2010年《中國公益人才發展現狀及需求調研報告》顯示，從業者薪資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約占90%，2000—3000元段最為集中，無固定收入和月薪在1000元以下的占到18.4%，近四成機構未給員工上社會保險。在離職人員中，只有不到三成繼續留在公益領域。
日前，中國社科院發布《民間組織藍皮書：中國民間組織報告(2011—2012)》。報告認為，制約微公益及民間社會組織發展的最大瓶頸，在于從業人員待遇保障嚴重匱乏，公益人才發展不可持續。記者對此進行了調查采訪。
徒有公益信念能撐多久？
待遇低，壓力大，人才流失嚴重
45歲的朱雪芳是北京慧靈智障人士服務中心的老員工了，從2000年慧靈創辦之初，她一干4年。然而過低的工資待遇讓她喘不過氣來，她說：“2004年工資只有600到700元。在民間公益組織掙的比保姆還少，只能維持基本生活。”
據2010年《中國公益人才發展現狀及需求調研報告》顯示，從業者薪資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約占90%，2000元—3000元段最為集中，無固定收入和月薪在1000元以下的占到18.4%，近四成機構未給員工上社會保險。在離職的人員中，只有不到三成繼續留在公益領域。
朱雪芳只得另謀出路，去了另一家工資相對較高的公益服務機構。她感到，其實同行業內都一樣，哪家的待遇都很低，有些機構只是臨時聘用人員，沒有社保，這讓年齡漸大的她感到恐慌。
今年初，她選擇重回慧靈，因為慧靈給員工上社保。由于有多年工作經驗，做主管每月能拿到3000元。朱雪芳感嘆道：“我已經算工資較高的，照顧智障人士起居的家庭媽媽，工資只有1500元到2000元，我有兩個同事合租著700元一月的房子，六七平方米，基本只能放下兩人的床。”
北京慧靈智障人士服務中心總干事李萌介紹，目前北京慧靈有35名全職工作人員，5名兼職人員和若干志愿者，他們的工資平均在2500元左右，許多一線工作人員月薪還不到2000元，在北京生活壓力可想而知。
過低的待遇，使得民間慈善機構工作人員流動性很大。李萌說：“不少員工被公辦的特殊教育學校挖走了，或者干脆轉了行。2—3年以上的就可以算作老員工，如果不盡快切實提高員工的工資待遇，徒有公益信念不知能堅持多久。”
公益僅僅是獻愛心？
傳統觀念并不認為公益是一個行業，并將之過度道德化
來自河南安陽的老李，辭職來到北京，應聘一家基金會的檔案管理員。一談薪水，老李大跌眼鏡，兼職工作每月只有不到1000元。老李說，這活沒法干，還不如低保人員的補貼多。這就不難理解， 2011年10月，“加薪哥”徐振軍一呼百應，希望更多的人來關注公益圈里因低薪導致人才流失的現狀。
談到員工待遇低的問題，李萌說，慧靈屬于慈善機構，應該在民政部注冊。然而自慧靈創辦以來卻一直在工商部門注冊，每年還要交稅，更別提政府的財政支持了。這樣的身份也使從業人員無法享受國家針對特殊教育教師制定的各項政策。
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振耀說，傳統觀念不認為公益慈善是行業，認為僅僅是施舍與救助，只需要“一對一”式的幫助即可，并且把慈善過度道德化。
本欄目聯合人民微博所做的調查也顯示，55%的被調查者認為微公益從業者待遇并不低。很多網友留言表示，公益講求的就是奉獻，不該談工資待遇，把獻愛心與專職做公益混為一談。
據統計，中國社會組織就業的比重僅占整體就業比重的0.5%以下，而在美國第三部門的就業人數已經占到非農就業人數的10%左右，其創造的GDP比重位居行業第二。在中國，專業化的公益慈善行業才剛剛被發掘。公益并不被認為是一個職業，而僅僅認為是奉獻愛心的行為。
南都公益基金會理事長徐永光說：“中國的公益組織第一是缺人才，有人才就會獲得資源。不能讓大家去喝西北風，尤其是不能讓大學畢業生喝著西北風做公益。”
員工薪資過低、人力成本不足，已經成為制約中國公益行業向現代化轉型的重要障礙。王振耀認為，不解決這個問題，慈善的發動機就會動力不足，整個慈善行業都會處在低水平重復狀態。
《基金會管理辦法》第二十九條規定，基金會工作人員工資福利和行政辦公支出，不得超過總支出的10%。這10%的成本被稱為“管理費”。民政部慈善和社會捐助處處長鄭遠長表示，10%客觀上是指導性的。對于精細化項目，10%的管理費用就顯得比較低，而對于大規模的、具有規模效應的項目費用就會高一些。
壹基金創始人李連杰說，對公益專業人士，必須給足工資，否則在兩三年后他自己也將變成被救助的對象。公益慈善組織的人才，不是隨便什么專業都能做的，更不是拿著低工資的“廉價”人才。他表示，從來不相信每月拿著3000元工資的人，可以領導好有著幾億人民幣資產的公益組織。
公益專業化、可持續之路該怎么走？
政府、公眾、資助方和公益組織共同打通“加薪”通道
企業家曹德旺捐贈扶貧基金會2億元，要求6個月在西南五省發放給92150戶受災民眾，管理費用3%，誤差率1%，被稱為“史上最苛刻捐款”。扶貧基金會確實做到了。該基金會副會長何道峰表示，實際上該項目的操作費用超出了600萬元，項目執行之初，曹德旺考慮的僅僅是項目的直接費用，并沒有考慮間接成本。
資助方不給足運作成本，對于資源較少的小型公益組織就是難題。南都公益基金會副秘書長劉洲鴻說，這樣形成惡性循環，小型公益組織為了生存賠錢做項目。到最后做項目就像喝鹽水，越喝越渴，越渴越喝，形成了所謂的“鹽水效應”。
日前，北師大中國公益研究院發布《2011年中國公益事業年度發展報告：走向現代慈善》報告中提出，要突破障礙，需要政府、公眾、資助方和公益組織共同努力，多管齊下打通“加薪”的通道。
王振耀認為，比較可行的是政府購買社會組織的服務，并規定較高的人員工資，推動高質量的社會服務產品出現。
2011年3月，北京市民政局發出通知，要求民政部門核準的社會組織，依法為形成勞動關系的專職人員按時辦理參加社保及住房公積金手續，足額繳納相關費用，并在今年對所登記的市級社會組織，全部核定編制一個合理的工資水平。
“公益是個產業鏈。”徐永光認為，處于公益產業鏈上游的是基金會。擁有募款資質與能力的基金會應該是一個公益平臺，由其提供資金，讓基層專業的社會團隊、民辦非企業去執行具體的公益項目。從2010年起，南都公益基金會開始實施“銀杏伙伴計劃”，從薪水問題開始，解決公益人才培養難題，南都公益基金會給每位銀杏伙伴每年10萬元的生活保障金，并持續給夠三年。
徐永光認為，公益組織要勇于向資助方討價還價，用精確的計算證明人力成本的必要性，用專業的服務證明投在刀刃上的錢能事半功倍。
王振耀認為除了政府、公眾和資助方的努力，公益組織自身也要盡快實現機構的專業化和規范化，以贏得社會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