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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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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中國青年報》報道，源自其社會調查中心通過題客網和民意中國網，對7688人進行的一項在線調查顯示，79.5%的受訪者坦言當下城市中農民工與城市居民間的區隔依然嚴重。其中，20.6%的人認為“非常嚴重”，58.9%的人覺得“比較嚴重”。
無論我們的城市在農民工福利上又報道有了怎樣的新突破，政府又為他們做了什么實事，描繪他們在城市的生活如何美好，都無法掩飾農民工群體實際上已與城市居民種群斷裂的問題：他們完全是處在不同的社交圈、不同的休閑場所、不同的生活方式，甚至難以通婚。
筆者認為，之所以會造成目前這種局面，各輸入地政府難辭其咎。因為不論社會原因也好，還是群眾心理也罷，都是源自于政府對農民工權益問題的一次次搪塞和敷衍。
比如在隨遷子女異地接受教育，乃至異地高考問題上，不論當地的人均教育資源多么充裕，當地政府及其教育部門永遠會用教育資源緊張或稀缺來設下層層阻隔。例如北京市就是一個典型，北京市中小學生人均老師數量比歐盟平均值還高，高考名額平均分配數量全國最高，還在喊著教育資源的匱乏，以此為理由限制接收隨遷子女入學。雖然近幾年放開了點，但是條件依然是很苛刻的，接收義務教育都需要出示“五證”，學籍所在地高考更是沒有指望。
而其留下的觀念遺毒更是積重難返。筆者一直強調，有些借口政府是不能老用的，因為說的多就連自己都信了。教育資源匱乏喊了這么多年，果不其然，從教育主管部門到民眾都深深的相信了這一點。而當這種“外地人進京搶自己資源”的想法在民眾心里埋下種子的時候，問題就從政策問題復雜成為社會問題了，不僅更加難以解決，還會引發兩個群體之間的矛盾，使雙方隔閡更加嚴重。
有的地方政府倒是比較開明，頗為體恤農民工，為其修建了專門的農民工廉租房。但是新聞報道過了，此事也便擱淺了。有的廉租房出于利益改做他用，有的廉租房為了湊保障房的數量被搖號出手，有的廉租房被一些大型國企整體包下，真正落到農民工手里寥寥無幾。而沒有一個長期的固定的居住場所，他們怎么在一個城市立足?怎么融入城市?
所以恰恰是政府隔閡了農民工和城市居民兩個群體。這種隔閡不是修改一個稱呼就可以解決的，而是那些發達地區政府打心眼里就不想接受這部分他們眼里“低素質、低產出”卻還占據與他人一樣紅利的群體。政府的觀念不改，民眾的觀念自然改不了，反映到政策上就是刁難脫諉。
更讓我們痛心的是，目前已經不僅僅是農民工無法融入城市，廣大被冠以“農二代”稱呼的他們的下一代也無法融入城市。因為從一開始，他們就只能在“農民工子弟小學”上學。從小學階段就被打上深深的農民工子女的烙印，這個群體還如何翻身?政府與公共機構對此更是幫兇，北京市公辦學校去年接受的那部分被拆學校的學生，居然被安排在獨立的教室單獨上課，課程開設不同不說，放學也要等其他學生先走完才能走。這樣的兩個群體怎么融合?
其實筆者認為農民工融入城市并不難，從長遠上看，讓他們的子女長大后可以無異于城市居民的生活;從當前來看，讓他們可以接受到來自政府無異于城市居民的福利足矣。相對后者的困局，前者實現起來更具操作性，用一代的時間來解決一個社會問題也算得上成功。千萬不要拖到群體屬性遺傳，農民工子女還是農民工那天。如果群體隔閡出現了代際持續，當地方政府的決策者和參與的大部分民眾壓根心里就沒把這部分人當作自己人的時候，那樣問題將徹底難以解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