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美國學者提出 “ 陰 型 城 市 化 ” 的概念,即在城市化進程中,通過發達地區對欠發達地區 的 “ 約 法 ” 和 規 則制定,加速其城市化發展過程。“陰型城市化”模式的好處在美國費城等城市得以印證。專家認為,我國城市化進程與國外有著本質區別,此模式想要在中國發揮其效用,實現省際之間的區域聯動,一些政策瓶頸值得關注。
陰型城市化:類似“一幫一”式的跨區域城市化
“陰型城市化”是美國加州州立大學商學院教授孫滌在其撰寫的《城市的陰和陽》中提出的概念,其核心內容主要強調的是類似“一幫一”式跨區域的發展,即“約法城市”的概念:由“擔保者”設置自由、平等的市場規則,通過嚴格的治理和約法促使欠發達地區盡快培養競爭力,其他城市則扮演“資源方”的角色,為欠發達地區提供勞動力等各種資源。
孫滌舉例說明,美國費城、盧貝克等城市都是典型的“陰型城市”,通過制定自由公平的治理規則,費城最后上升為當時北美最大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香港和深圳的代表性也很強。被迫發展而成的“陰型城市”香港,英國給予了它更自由和有彈性的市場機制,加上有序的行政治理,使其成為一個更具競爭力的城市。深圳劃出不到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在一套新的經濟博弈規則的制約下,不出30年,就從不足五萬人的漁村發展到了超過1400萬人的超級城市群落。
孫滌得出結論,對于一些欠發達的地區,比如非洲、南亞、中南美國家等,或中國的中西部地區,走“陰型都市化”的路徑,才能迅速改變落后的觀念和實踐。中央政府可以全面權衡全局性可持續發展,在省級行政區劃的政績業績的考核中納入跨區發展的內容,并建立合理的激勵機制,分擔共建“約法城市”的工作和風險,分享其成果和利益,將城市化和擴大內需結合起來。也就是說,現階段的中國,更需要靠內力和內需來提供資金、技術、流程和制度,靠公平的制度和健全有效的流程來完成中國的“陰型城市化”。
具體而言,在中國,由沿海發達地區的一線城市來扮演擔保者,主導“承包”并提供約法,包括約法規制、資源和財富分配、行政流程、人才培植、考核治理。通過實際的操作來示范約法如何被落實。資源方面,勞動力、能源和原材料主要由欠發達的內地省份及周邊地區來提供,資本、技術及管理人才則可以有國內外的多元來源,迅速擴散沿海發達地區已取得的成果,尤其是觀念、流程、財富和機會,加速欠發達地區的城市化發展。
“陰型城市化”模式是否適合中國仍存疑
本報記者就“陰型城市化”概念采訪了多位研究城市化的專家,他們表示,中國已經探索出了一條自己的城市化道路,由于中國和國外城市化進程有著本質的區別,美國學者提出的“陰型城市化”模式如果想要在中國推廣,還需要考慮到中國的實際情況。
國家發改委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副所長肖金成認為,支持欠發達地區發展有兩個途徑:一是“撒胡椒面”,即對每個地方都給予補貼,但這樣很難使欠發達地區擺脫根本狀態;二是培育中心城市,通過中心城市條件的迅速改變讓產業快速聚集,吸引投資者,吸納當地的人口就業,當地人口增加對周邊帶來需求,使周邊地區的農產品等價格均大幅提升,培育“經濟增長極”,“約法城市”的概念類似如此。
但是,在中國卻出現了一些特殊的情況。其一,中國城市化過程中出現了“三率”倒掛的現象,這在國外是不曾出現過的。上海社科院城市與人口發展研究所所長郁鴻勝說,城市化的概念有三個層次,分別是農民轉移成城市居民,即“人口城市化”;農村的土地轉移成城市的空間,即“空間城市化”或“土地城市化”;農業產業轉移為非農產業,即“產業城市化”。在國外,一般而言是產業城市化速度快于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這也是一個合理的發展模式,可以保留大量的土地和基本農田,為未來的可持續發展奠定基礎。
而在中國卻出現了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人口城市化快于產業城市化的現象。從數據上看,土地城市化10年來集中率增長了7%,農村人口向城市人口集中率增長了4%,出現了“三率”倒掛現象。這樣的“三率”倒掛,導致不同地區出現不同的發展模式:例如廣東、福建、江蘇、浙江、上海、北京等六個經濟發達省市和沿海地區,人口集中率高;而欠發達地區土地集中率高,無限制地開發,用地之后不見產業。
其二,專家指出,沿海發展城市和中西部地區聯動牽手發展是應該的,但跨省域工作開展起來相對比較困難。在我國,“跨省域”產業聯動和工業園區合作成功案例很少,一個省域范圍內跨區域的成功案例很多,越往下面發展成功的范例越多。
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現代城市研究中心主任寧越敏認為,我國一開始從深圳特區開始改革開放,繼而逐漸擴大至沿海城市,再逐漸擴至全國,這一城市化進程有著自己的格局。但是,依靠給予特殊政策實現快速城市化,在某一個時段是可以的,長期來看,憑借特殊政策的經驗很難推廣,缺乏可持續性。任寧越敏說,“這種模式或許只能帶動少數幾個案例城市的發展,難以帶動整個國家的城市化進程”。
區域聯動關鍵需要突破幾個政策瓶頸
專家指出,導致“三率”倒掛和跨省際聯動難開展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國目前仍處于行政區經濟而非經濟區經濟階段,產業聯動在操作上還存有一定困難;目前最大的問題是,產業轉移的力度不大,中西部地區又很著急產業轉移,做好了大量迎接轉移的準備工作,在產業沒有來的時候,已經將大片的土地征完了。大量的工業園區閑置在當地,農民轉成了城市居民,而產業卻沒有跟上,土地的閑置化太大,屬于沒有完全的城市化。這是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兩難問題,形成了一個怪圈“用地越粗放,成本越高,不利于城市化的合理進程。”肖金成說。
專家指出,我國想要實現欠發達地區的快捷城市化,利用“約法城市”的發展模式,關鍵還需要突破一些政策瓶頸。
其一,形成欠發達地區“集中發展”的有效模式。國家發改委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副所長肖金成說,對于欠發達地區而言,資源是稀缺的、空間范圍比較大,成本就很高,集中發展可以消除物流成本高、基礎設施建設成本高等各種劣勢。
其二,解決跨區域聯動中的政績考核問題,完成產業轉移的無縫銜接。理論上而言,在一個財政體系框架下,地方政府可以通過行政的方式確定合作方式,解決區域之間發展問題。上海社科院城市與人口發展研究所所長郁鴻勝說,想要解決跨省域之間的談判就需要先解決好考核機制的問題,明確G D P、招商引資的增量和財政稅收收入等重大問題到底是誰的,尤其是在重大的財稅統計考核和干部的政績評定上,形成框架性的協議。
據介紹,長江三角洲200多個工業園區已經形成良好的園區聯動,上海、浙江、江蘇三地政府逐步認識到區域聯動的重要性,而作為發達地區的上海,由于其土地資源和人口紅利逐漸消失,提前主動拿出可行性的框架意見,形成了產業轉移良好的互動。
其三,城市化中還有更重要的一條,即在三個轉移都沒有完成的情況下,純農民也能享受城市的文化和建設成果,這個才是完整城市化的概念。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現代城市研究中心主任寧越敏說,未來城市化除了依靠工業化之外,還要依靠第三產業的發展,同時讓更多的人口享受更好的就業和相應的保障待遇,政府需要承擔起城市化過程中城鎮居民所有的社會保障和服務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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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陰與陽
□孫滌
一個城市的天然環境和導向策略,決定了它所需要的勞務和才能的類型,包括體力、溝通、分析、創新等各方面的技巧和能力。從這些技能的結構和比例,我們可以判斷,一個城市從發展的角度是傾向于“陽”―――倚重設備和體能,還是傾向于“陰”―――注重溝通和協同。
農業、采掘業、建筑業、制造業大致上屬于“陽”類產業,而文藝、教育、醫護、保健、各類高低端的服務,則屬于“陰”類產業。
所以不難理解,女性擅長于人際的溝通、了解及關系處理,在“陰”類工作中占有優勢,正如男性在力氣活和機械設備的操作上占有優勢,適于做“陽”類的工作。人類的經濟運作靠著技術進展、組織文明、流程規范和信息化的不斷突破,越來越趨向“陰”,而把“陽”類作業甩給了設備和程序,這類作業容易被簡化或自動化。也就是說,除了武力沖突和體育競賽一類的活動,女性的優勢將越來越得到市場的認可。城市化很明顯地在偏袒女性,正在加速這個“陰盛陽衰”的進程。
我們對這個長期趨勢的宏觀判斷,至少有兩個依據:一是發達經濟體所經歷過的發展軌跡;二是經濟學的一個基礎假定,認為人們的行為和偏好會隨著收入而經歷類似的變化,并隨著經濟發展的階段呈現出來。下面的一些數據描述的雖是美國正在發生或已經發生過的情況,卻會幫助我們預測未來,并形成正確的預期。
2008年以來美國新增加的失業群體,只有1/4是女性;2009年開始美國否認就業人口里,女性超過了一半;管理和行政等較高級的白領職位中,女性開始占了多數(51.5%),而且這個趨勢在擴大;美國拿到本科學位的人,平均五個里面女性超過了三個,而女性得到碩士學位的也有60%之多;超過42%的M B A學位、一半以上的醫學博士和法學博士也是頒給女性的。在美國的法律事務所里,女性雇員占了45%,銀行和保險業中女性員工占了一半以上,會計師里則有54%是女性……
總之,在美國,被預測就業增長最快的15個行業中,有13個(門衛和電腦工程師除外)由女性占主導地位。與此對照,男性的工作前景頗不景氣。2000年以來,美國制造業的員工已被裁掉600萬人,超過了全部就業人口的1/3,而且幾乎很難得到恢復。就目前的情況,失業的男性勞動力幾乎達到20%,創下歷史新高。而在上世紀50年代,這一比例才5%。據MIT的一個經濟學家M .G reenstone測算,男性勞工的真實工資的中位值在1973年達到了頂峰,和那時相比,目前已經下跌了32%之多。
這一系列深刻改變的背后,有兩個深層的原因:
1、女性的主動拼搏。她們認識到,要能更多發揮自己的價值,得靠教育。上世紀70年代以來,女性完成高中教育、進入大學學習的人數比例迅速提高,新增人數遠超男性;
2、女性的時來運轉。技術和組織進步到現今階段,要求的勞務更適于女性的長處:耐心細致、善于語言溝通、善于人際交流,正符合新增長的服務業的生產力要求。
作為結果,家庭結構、婚姻狀況、子女養育、收入職位,無不隨之起了質的變化。目前美國的家庭收入中,42%以上是靠女方賺來的,這個比例在上世紀70年代還只在2%到6%。而且目前的美國家庭里,母親的收入超過了父親的,10家里有4家。
所以,我們了解一個城市的經濟屬性,要看它是屬“陽”性還是屬“陰”性,其中主要的,是看城市的工作人口在性別和技能上的構成。
在宏觀上,對一個訓練有素的大專院校的畢業生決定要到哪里去定居、怎樣謀求職業上的發展,甚至對一個中學生如何挑選哪個專業,都會有所指引。在微觀上,一對新婚夫妻的獨生寶寶是男是女,顯得越來越不是那么重要了。
(作者系美國加州州立大學商學院教授本文略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