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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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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我們改革開放的前三十年，主要沖擊了計劃經濟的經濟體制，現在實行的社區體制改革，開始沖擊計劃經濟的社會體制。”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原院長馬仲良研究員日前在接受《城市化》雜志專訪時一語中的地說。他強調，社區自治就是老百姓當家做主，要真正讓居民有幸福感和歸屬感。
通過社區文化建設化解社會矛盾
從上世紀80年代，馬仲良開始社會建設方面的研究。多年的專注讓他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上世紀90年代以來，看到社區隨著城市化的迅猛推進如雨后春筍般地成長，馬仲良投入了大量的精力研究社區建設，他經常深入到全國各地城鄉社區進行實地調查，撰寫了《建立現代社會的城市社區體制》、《社區教育與學習型社區建設》、《中國社區建設》等著作，在《人民日報》、《求是》雜志等較多有影響力的刊物發表多篇文章，在北京和全國有著較廣泛的影響。
談及社區建設在城市化中的作用，馬仲良說：“城市化是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重要特征。在城市化過程中，發生巨大變化的不僅僅是建筑、道路等基礎設施，更重要的是人的文化觀念以及各種社會關系的變化，這是一場深刻的社會關系的時代性變革，社區在這一變革過程中的作用舉足輕重。”他深有感慨地說：“從事社區建設研究這些年來，我深刻感到，社區文化在社區建設中居于主導地位。”
對于如何進行社區文化建設，馬仲良認為可以從四個方面展開。
首先就是要開展豐富多彩的社區文體活動，豐富社區居民的精神生活。比如望京街道社區通過舉辦文藝演出，吸引居民參加社區活動，使社區生活非常活躍。懷柔區泉河街道社區通過舉行“鄰里節”、舉辦“百家宴”，讓鄰里之間像一家人似的。平時，社區還會舉行扭秧歌、跳舞、唱歌、繪畫、書法等各種形式的文體活動，增進居民間的感情，加強社區凝聚力。
其次要注重在開展文體活動中加強社區精神文明建設，提高居民思想道德水平。馬仲良舉例說，很多社區開展志愿者活動，扶老攜幼，照顧孤寡老人、殘疾人，這些撫慰困難群體的活動，體現了助人為樂、關注社會的集體主義和愛國主義精神。天橋街道多年來堅持開展學雷鋒志愿者活動，受到廣大居民的熱烈歡迎。
第三是開展學習型社區建設。學習型社區是學習型社會的一種具體表現形式。聯合國1996年發表的報告書預言，21世紀是人類走向學習型社會的世紀。學習型社會不僅把學習活動從學齡階段擴大到人的整個一生、從學校擴展到整個社區和社會，而且把學習的內容從僅僅注重學習知識擴展到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學習，并成為一種社區管理方式和社會管理方式。整個社會通過提高人的學習的自覺性，不斷提高人的素質，通過人們之間的相互溝通，建立人們的和諧關系。馬仲良說，這是黨的十六大和十七大把建設學習型社會作為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的原因。“通過相互學習與溝通，用協商的辦法化解因為養狗、停車、收入差距等原因產生的社會矛盾，化解社會沖突，也是學習型社會最突出的特點，以及學習型社區建設的重要內容。”
第四是通過社區文化建設增強社區凝聚力，形成共同愿景，即社區的共同價值觀，使社區形成一個利益共同體，這是社區建設的根本目標和最高境界。他解釋說，社區的本質不是一片居住區，而是居住在同一個地區的人們組成的社會利益共同體。由于我們的公共服務、居住條件有限，再加上市場經濟造成人們之間很多利益沖突，人與人之間有很多的隔閡。通過開展各種活動，以多種協商民主的方式，讓大家消除隔閡，減少沖突，守望相助，榮辱與共，把社區真正當做自己的家，最后達到社區和諧。
“可以說，這四方面是一個由淺入深的過程，也是解決城市化過程中各種矛盾沖突的很重要的方面。它的深刻意義就在這里。”
社區自治的根本目標是提高居民的幸福感
強調社區文化建設的同時，馬仲良認為，社區管理體制的改革也是社區建設的一個關鍵環節。如果沒有社區體制的變革，城市的社會管理體制就無法實現真正的變革。對于正在各地開始實行的社區民主自治，馬仲良給予高度評價，認為“這是我們在社會管理方面對計劃經濟體制的又一次沖擊，是全國社會管理創新的一個重要內容，也將是一場深刻的社會管理體制變革”。
他說，過去我們實行的計劃經濟體制包括兩方面，一是對企業的行政化管理，另一個是對社區的行政化管理。對企業的行政化管理體制在建國初期經濟恢復時期還是有積極作用的，但隨著經濟的發展，它越來越趨于僵化，所以我們從經濟領域打破原來計劃經濟的禁錮，開始搞市場經濟。經過30多年的發展，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強國，這個變化是非常明顯的。
社區在計劃經濟時代也基本上實行行政化管理，老百姓缺乏社區建設的主動性，沒有民主自治的機會，基本上是一種自上而下的、命令式的行政化的社會管理體制。
“可以說，改革開放的前三十年主要沖擊了計劃經濟的經濟管理體制，現在實行的社區民主自治開始沖擊計劃經濟的社會管理體制。”
就計劃經濟時期社會管理實行政府自上而下的、命令式的控制型管理體制，馬仲良認為，這是因為建國初期為了盡快改變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結構導致的社會混亂，它使我們迅速實現安定、穩定的社會局面，但是這種體制越來越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
在馬仲良看來，“怎么能夠最大限度地調動人的積極性，最大限度地化解消極因素，是社會管理創新的重要目標。在基層，怎么讓廣大居民參與社區管理，讓居委會真正成為群眾自治組織，是改革的重點。我們要把單純的自上而下的命令式管理變成自下而上與自上而下相結合的既有活力，又有統一意識的民主集中的體制。”
他介紹說，去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下發27號文件《關于加強和改進城市社區居民委員會建設工作的意見》，提出從三個方面加強居委會建設，一是加強社區居民依法自治，就是加強老百姓積極參與社區建設；二是社區居委會要協助政府搞好公共服務，當好政府的助手；三是社區居委會要代表老百姓監督政府和有關部門的工作。“這個文件下達后，全國各地的社區工作者都在學習這個文件，按照文件精神促進社區居委會建設，促進社區民主自治。這樣一種新的體制，將以往政府說了算變成居民廣泛的參與。現在北京的社區居委會都在進行新一屆民主選舉，就是社區體制改革的體現。”
馬仲良提醒說，在體制變革的過程中，始終要防止兩種傾向：一是片面強調黨的領導而否定社區民主自治的意義，認為在社區老百姓不可能自治，居民應該是政府的“乖孩子”，要由黨和政府說了算；二是片面強調居民自治而否定黨的領導和政府的主導作用，認為群眾想怎么干就怎么干。這兩種傾向都是錯誤的。共產黨是代表老百姓整體利益和根本利益的先進性政黨，跟老百姓沒有根本的利益沖突。我國是多民族的人口大國，處在快速變革時期，利益沖突多而復雜，如果沒有黨站在一個全局和長遠的利益來協調，很容易產生嚴重的社會沖突。
他強調，我國的民主政治建設不能照搬西方的模式。社會管理體制變革中要克服脫離我國國情的極端思想的影響，這是在社會管理體制創新中要注意的問題。
農村社區建設要揚長避短
在我國城市社區快速發展的同時，農村社區也出現了急速變化，城市化正在使大片農村變為城市，許多村莊轉為城市社區。馬仲良表示，這是城市化過程中的一種進步，是城市化進程中必然產生的一種社會變革。
他指出，現在的問題是，農民往往在形式上進入了城市，生活習慣還是農村的。比如，有些人在陽臺養雞、養豬，有些人在樓道亂堆雜物，產生很多環境衛生問題和擾民問題。“這就要推進人們的思想觀念和生活習慣的變革，因為農村生活有更多的分散性，而城市化要求有一個規范、文明、統一的公共規則。”
“同時，也要保持和發揚農村社區的優點。通過調查，我們也發現，在那些農村轉化過來的城市社區中，仍然保留著農村社區的傳統：有老人病了大家都去看；救護車來了，人們主動去扛擔架；誰家生了小孩，大家會提著雞蛋等去祝賀；有了喪事鄰居們都去慰問。這種親情和良好的人際關系是一般城市社區難以做到的。”
“所以，在農村社區的建設中，既要發揚傳統農村社區人與人之間密切關系的優點，又要克服其相對于城市化生活落后的、不文明的一面。這些都需要教育、引導，需要社區工作者做一些工作。我想，這也是當前城市化過程中需要解決的突出問題。”
他還表示，在社會流動性及信息的溝通方面，農村社區相對比較封閉。而城市社區處在科學技術和市場化、工業化、信息化、民主化的快速發展過程中，具有開放性。農村社區的建設也要像城市社區一樣，不僅要打造城市化的硬件設施和環境，同時也要搞好社區文化建設，用新的、現代化的觀念來引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