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遷致富幻象”凸顯農民市民化難題
時間：2012-04-17 11:46:22
來源：《中國改革報》 作者：王 淼
近日，《哈爾濱晨報》的一則報道說，哈爾濱周邊部分村鎮村民的房屋、耕地被拆遷、征
占。部分農民得到補償款后過上了豐衣足食的生活；也有部分村民過上享樂的生活。村民表示，會開車的年輕人幾乎都買了轎車，婦女們買貂皮、買金首飾的現象也
很普遍。更有村民賭博，一場賭局下來，重新變回了窮人。
這則報道引發了學者的擔憂，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崔之元在給本報記者的郵
件里，對此用了“一次性巨額征地補償的固有弊端”的簡短幾個字進行了評價。另一位學者則表示，這表明實現從農民到市民的身份轉換，即農民市民化是一項復雜
的社會系統工程，它既不僅僅是農民社會身份和職業的一種轉變（非農化），也不僅僅是農民居住空間的地域轉移（城市化），而是一系列角色意識、思想觀念、社
會權利、行為模式和生產生活方式的變遷，是農民角色群體向市民角色群體的整體轉型過程（市民化）。
如何用好拆遷款成為普遍難題
“現在村里年輕人會開車的幾乎都買了轎車，婦女們買貂皮、買金首飾的現象也很普遍?！痹ＨA村村民胡先生告訴《哈爾濱晨報》記者，好不容易有錢了，村民們都想瀟灑一下。
“和男人不一樣，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婦都喜歡貂皮和金首飾?！焙壬f：“去年村里六七個女的一起去商場每人買了一件貂皮回來，沒過幾天她們又搭伴到商場買了金首飾，穿上貂皮戴金項鏈、金鐲子，也挺像城里的有錢人?！?br />
這種現象不僅僅存在于哈爾濱，對于這些通過拆遷致富的農民，有人用“拆遷富翁”來形容他們。在北京，“拆遷富翁”聚居地有朝陽區的大望京，通州區的梨園鎮、張家灣鎮，大興區的黃村鎮、西紅門鎮、舊宮鎮、瀛海鎮、亦莊，平谷區的王辛莊鎮，門頭溝區的永定鎮，等等。
至今仍有人一談起當年大望京村村民的“一夜暴富”還是一肚子話。
“要開個一般的車，那你都不好意思進小區。”一位北京市農委的研究人員這樣告訴本報記者。按照村民們的說法，好車的標準是30多萬的廣州本田，高配。最
低也得是十五六萬的車，低于這個標準的都不好意思去買。最貴的，據說有人買了超過百萬的寶馬X6。據2010年的一項粗略統計，全村不到1700戶，拆遷
一年來，新增了600多輛小汽車，而且基本都是好車。
2009年，大望京村納入北京城鄉一體化改造的視野。此前，大望京村是北京有名
的“城中村”，改造前一直保留著原始的村莊形態，區域內道路狹窄，到處都是成片的平房。統計顯示，大望京村有戶籍人口近3000人，其中農民1200多
人，全部居住在自蓋的平房里。上世紀80年代，外來人口急劇增加，租用村民的平房居住，登記流動人口已經達到3萬人，而實際的數字不止于此。在改造過程
中，大望京村民幾乎都實現了迅速的致富，出現了大量的百萬富翁甚至千萬富翁。
迅速到來的巨額拆遷款在帶來財富的同時，也帶來了各種始料未及的煩惱，有母親告閨女的，有哥哥告弟弟的，一家人鬧得誰也不理誰，大打出手的也不在少數。據《央視1+1》報道，拆遷一年間，大望京村民經歷了上百起官司。
有關政府部門也已經認識到了這個問題，豐臺區金融辦主任邱明說，近年來，一些農戶有錢后，不會理性投資和理性消費，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教訓。城市化改造的目的是為了讓農民長遠過上好日子，可拆遷款用不好，無異于害了他們。
引導農民融入城市成為現實問題
很多人在拆遷后則不工作了，“人沒了追求，整天就是變著法子玩?！币晃辉迕窀嬖V記者。他說，村里也給大家安排過工作，但一般都是超市、物業的工作，沒人愿意干。
簡單說沒人愿意工作也并不符合實際，但由于受教育程度等原因，多數原村民并不能找到滿意的工作，能夠自主創業的也極其有限。有調查顯示，農民離開土地之
后，一般至少3年才能進入生產、生活和心理的穩定期；一般說來，原村民創業規模一般不大，并且更多地集中于小商店、小餐館之類，或者是購買、租用不動產出
租，創業項目單一。同時，拆遷款是“老本”，雖然數目可觀，但農民對創業中可能遭遇的風險承受能力低，若是一下拿出來很多進行投資，“萬一賠了”是他們不
能接受的。于是一些地方就出現了開寶馬車拉“黑活”，上班掃大街下班開奧迪的奇特現象。
北京大學教授王錫鋅不同意將這種迅速到來的巨
額拆遷款稱為“暴富”。他認為，這筆者財富不過是一種長期累積的財富，在一夜之間的兌現，是“財產權利”的一種實現。在這里一夜兌現，看起來好像是一下子
他有了很多財富，但是我們要考慮到這些人離開了土地以后的未來生計，把這些方方面面的因素考慮進去，這點錢到底是多了還是少了，我們還不一定看得很清楚。
“目前有些‘拆遷富翁’的身份，雖然已是市民，但并沒有完成向市民的轉型。”北京石油化工學院社會建設研究中心主任李先鋒教授接受采訪時認為，如何引導農民合理使用和打理好拆遷款，如何使他們能真正融入城市、適應城市的生活，成為政府亟待解決的重大社會問題。
中國科學院社會學所趙春燕博士表示，對于一向種地謀生的農民來說，缺乏投資理財意識不足為奇，面對突然到手的財富，大多數人自然會手足無措。如果“拆遷
富翁”揮霍式消費，除了種地，他們又缺乏其他基本的生存技能，這會使他們坐吃山空，返貧的可能性極大。趙春燕分析認為，“他們已經失去賴以生存的土地，一
旦返貧，必將成為整個社會的包袱，影響社會的穩定。”
重新返貧在一些較早完成拆遷的地方已經開始出現。哈爾濱市香坊區朝陽鎮金星村的
耕地在2003年左右被征用。該村村民胡先生說，每家大約補償了幾萬元，多的補償十幾萬元，在當時那是很大一筆錢。但“突然有錢了，農民也不知道怎么花，
就賭博。當時村民家里就是賭場，一場賭局下來輸贏幾萬元很平常。今天還是萬元戶、有錢人，一場賭局下來就變成了窮光蛋?！薄敖涍^那場‘浩劫’，我們就像做
了一個夢，被征地后原本可以過上富裕的日子，由于缺乏規劃和經濟意識，現在又過回了以前的日子，多數有此經歷的農民都很后悔。”胡先生說。
北京市大興區社會建設辦公室副主任尚建剛直言：有些“拆遷富翁”存在不理性消費狀況，盡管與他們存在盲目的炫富與攀比心理有關，但主要原因還是政府對他們正確消費觀念的引導力度不夠到位，尤其是拆遷后的體制跟進還相對滯后，也是原因之一。
“造血”機制建設比高額補償更重要
黑龍江省社科院趙瑞政研究員在接受采訪時表示，農民得到補償款從而一夜暴富，隨后又因各種原因返貧的現象比較普遍，已經成為一個社會問題。農民耕地被征
用后主要存在兩個比較突出的問題，一是養老，二是就業。雖然國家要求當地政府要做好農民就業、養老、醫療保障等方面的工作，但地方政府大多把補償款給農民
一分就不管了。他建議，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時，應把是否能解決農民養老、就業等問題作為招商、征地的先決條件。這樣政府方面促進了當地經濟發展、解決了失
地農民就業問題，企業則解決了用工荒問題，進而實現多贏。
中央黨?？粕绮可鐣W教研室教師王道勇認為，除了從外部來保障失地農民的基
本生活、賦予失地農民以相關權利之外，還需要對失地農民內部的“造血”制度進行建設，增強失地農民自身的持續發展能力，從而使之獲得更大的自主抉擇權。其
中的具體制度主要包括技能培訓和就業拓展等。培訓制度是提高失地農民人力資本存量的重要手段，可以幫助失地農民根據自身的特長來學習新的生產技能及適應城
市社會的生活技能，減少自身的依賴性，增強獨立面對社會、獨立生存與發展的能力。就業拓展制度一般包括消除就業歧視、增加工作崗位、轉變就業觀念等內容。
從社會和文化層面來看，戶籍的改變并沒有自動帶來農民角色內涵的完整轉變，其實，戶籍和職業意義上的人口城市化只是農民城市化進程的“外部特性”，而更
為重要的是如何在作為角色群體的“農民”內涵上實現向“新市民”的真正轉變。只有在推進人口城市化的同時，通過市民化實現農民角色內涵和社會權益的轉向，
才能最終走出城鄉二元結構的束縛。記者高興地發現，目前已經有地方開始重視失地農民的未來發展問題。
在北京市農村經濟研究中心今年的
一項關于新型城市化中農民土地權益發展研究的課題研討會上，北京市農委有領導提出在集體資產的發展中，用來購買社會保障等理財產品可能比直接進行分紅效果
要好。據介紹，在實踐中，北京市大興區專門出臺職業技能培訓補貼、用人單位招用本區勞動力一次性獎勵、創業扶持等八項政策，并安排專項資金，用于促進就業
工作。在資產增收方面，大興區通過集中歸并、資產量化、統一經營等形式，努力實現集體資產產權變股權，農民變股民，確保集體與農民的長期收益。
征地補償模式能否兼顧長期利益
在加強對失地農民的“新市民”培訓的同時，一些專家學者也在對現在征地拆遷中的一次性補償模式進行反思。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周孝正教授認為，農民因拆遷一夜驟富的現象極不正常。他在接受采訪時說：有些地方為拆遷補償不到位而發生暴力拆遷事件，而有些地方卻能使農民一夜驟富，這說明政府在拆遷補償上還缺乏全國的科學統籌。
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賀雪峰教授則表示，總體來講，當前失地農民所獲補償偏低，但與此同時，失地農民不可能，也不應該按土地商業用途市場價值來要求土地補償。這是由中國特殊的土地制度安排決定的，也是中國之所以可以取得快速經濟發展的秘密之一。
賀雪峰認為，給失地農民補償的區間應是：第一，失地農民有足夠的生存保障；第二，失地農民不應成為土地食利階層。一旦中國土地政策安排失當，土地補償越
來越高，失地農民可以獲取極大的補償之時，中國經濟發展所產生剩余就可能會被土地食利者階層占有。若中國出現一個龐大的土地食利集團，將是中國發展之殤。
也有專家提出，現在的拆遷補償政策的一個弊端是只關注了戶籍人口。北京市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張英洪把這個現象稱為動態的城鄉二元結構。他認為，在城
鄉接合部改造中，當地戶籍居民的安置問題容易受到重視，而大量外來人口的居住權益等問題卻常常受到忽視。一方面，當地居民得到了安置房，獲得了拆遷補償
款；另一方面，租房外來戶則基本沒有得到安置，更談不上拆遷補償。拆遷改造后，租房戶往往只能搬遷到更偏遠和條件更差的地方，近些年來各個城市中日益凸顯
的農民工問題、“蟻族”問題、“蝸居”等社會問題，正是動態二元結構所積累的深層次矛盾的典型反應。
記者關注到，在一些地方已經有村
集體在自發地進行調整，尋找更適合長期發展的模式。有的地方沒有將征地款一次性簡單分發下去，而是適當補償和提高失地農民養老待遇，同時扶持村組織發展集
體經濟。例如，長沙市雨花區高升村摒棄了零散開發或一次性買斷土地的做法，將部分村民拆遷后分到的生產安置用地集中起來，統一運作，自主開發了高升金典商
務社區項目。
據報道，這個占地26畝，開發面積12萬平方米，總投資3億元的商務社區，是長沙首個村級樓宇項目，如今已在湘府中路拔地而起，并成功引進西雅四星級國際大酒店，每年可為村民人均增加收益1萬元以上。
而杭州市蕭山區近年來則在嘗試調整征地款分配方式，他們的做法是將征地款劃為三份：一份直接支付到村，由土地補償費的一半、青苗補償費和地面附著物包干
費等組成，由村集體經濟合作組織支配；二是征地安置專戶資金，由土地補償費的另一半和安置補助費等組成，主要用于被征地人員基本養老保險和生活補助；三是
征地調節資金，由地段級差價組成，主要用于征地中出現的特殊問題和被征地農民生活補助。專家表示，這些探索的效果如何，還有待實踐的進一步檢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