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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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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家、三農問題評論家艾君認為，人們所說的農民工，指的是身在城市從事非農業工作的農業戶口的工人。截止2011年底，我國農民工數量已經超過了2.5億，數量極為龐大。他們在為地方經濟快速發展做出貢獻的同時，也有著不同的側面：留守兒童的孤獨、無奈建筑工的跳樓討薪、洶涌的春運返鄉潮……盡管“農民工問題”每年都是國家擺在議程桌上的重點議題，并且這些農民工通過政府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實施以及媒體的“發聲”而受到了一定的關注，但不得不承認，農民工群體依然遭受著嚴重的身份歧視和待遇不公。
其實，“農民工”這一稱謂在很多人，尤其是一部分擁有城鎮戶口的人心中是帶有貶義的。在他們看來，農民工就是純粹從事體力勞動或者各種臟、累、差工作的一個群體，“不好好在家鄉呆著，跑到城里來搶城里人的飯碗，還影響社會治安。”而我們的農民工群體卻只能將苦水往肚里咽，國家保障政策的不完善，就業方面的限制和難以逃脫的歧視，讓農民工逐漸成為一個城市的邊緣群體，被城市正常生活所遺忘。
因而，廣東省將“農民工”稱謂清退出歷史舞臺，轉而用“異地務工人員”來稱呼這一群體，此舉讓人甚感欣慰。政府開始不僅從政策角度照顧、保障這個群體，而且開始關注農民工的精神層面，期望通過稱呼的改變給予“被城市生活遺忘的人”以某種的社會正義力量。用這種方式這種這態度嘗試解決農民工問題，嘗試提高農民工的“幸福感”，是一種創新，也體現出政府以人為本的踏實作風、開放而包容的姿態和有所作為的行動準則。
面對這樣的轉變，廣大奮戰在奉獻第一線的農民工的感受如何不得而知，但筆者卻始終感到一絲別扭：如此正式的“異地務工人員”稱呼似乎總沒有一聲“農民工兄弟”來的親切，仿佛是更加拉大了人們與這個群體之間的距離。事實上，真正能夠讓農民工感到社會的溫暖和包容的并不是稱謂，而是在稱謂的背后、在拋開稱謂后人們所表現的感情和態度。若僅是單方面宣布叫他們“李四”而非“張三”，但在情感和認可度上并沒有任何一絲變化的話，那么這樣的轉變也必然不會有任何效果，農民工群體的幸福感不會增加。
確實，農民工亟需社會的關注和肯定，社會也有責任給農民工提供最為基本的物質生活條件和精神文化保障。但筆者迫切地希望，政府決策部門、每個公民都能夠意識到農民工問題的根源：城市群體居高臨下的姿態以及由其導致的身份歧視。單純的改變對這一群體的稱謂與一些人心中根深蒂固的舊觀念相比，無疑是隔靴搔癢，難解農民工群體的心頭之痛。如果我們的社會不徹底改變這種心態，那么就算推出再多的政策保護，那么這永遠只能是一句了無意義的漂亮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