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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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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心里話，我不太贊成廉租房出售，尤其是現在房地產市場令百姓繃緊神經的時期。而政府又該如何去監管這項新事物，這里面會不會出現新問題呢？”10月22日，面對記者的采訪，貴陽市某市直單位的公務員小劉直言他的擔憂。
小劉所擔憂的，是近期在巨大爭議聲中加速腳步的貴州廉租住房“租售并舉”模式。
據了解，自去年貴州安順成為全國首個嘗試“廉租住房出售”的城市后，近期，貴州建設部門為解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供需矛盾，在安順、仁懷等10余個城市大刀闊斧實施廉租住房租售并舉，這一舉措更是在市民中引發熱議。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不贊成這一舉措的市民認為，廉租住房一經出售，就和經濟適用住房沒了差別。
甚至有部分專家也表示，廉租住房出賣，就成了廉售房，保障對象不明確，一來沖抵了目標群體對政府保障性功能的感受，二來出售廉租住房會將政府租賃補貼轉變成個人購房款，有造成國有資產流失之嫌。
一時間，廉租住房“租售并舉”模式成了輿論焦點。
廉租住房住戶:“這是個好政策”
盡管社會各界質疑聲紛至沓來，但不少購買了廉租住房的低收入群體認為“這是個好政策”。
10月15日上午9點，記者來到安順市西秀區中華東路的廉租住房區，一年前，這里的48戶低收入家庭成為全國第一批廉租住房購買者。
記者見到下崗女工支大姐，她曾是一家毛巾廠的工人，丈夫沒有固定工作，兩人平時靠擺小攤生活。這幾年隨著租房價格水漲船高，他們家租房的地點也由市區逐漸移到了城郊，為她家的生意帶來很多不便。2006年春節，在政府幫助下，支大姐一家搬進了西秀區中華東路的廉租住房區，每月僅需支付30余元的房租。
“我這輩子想住上自己的房子，即使房子不大，可也是自己的家。”她感慨地說。出于這種想法，她去年多方籌資2萬多元，最終買了這套37平方米的廉租房。
如今，這套房子被支大姐一家視為“最珍貴的財產”。支大姐還透露，這套房子前不久還“幫”了她們一家。今年3月份，支大姐靠著房產證從銀行得到了5000元小額貸款。她買了一套設備，每天在客車站附近做早餐生意，一家人的基本生活得到了保障。
事實上，受惠于這種住房的低收入者不只支大姐一家，記者采訪中感觸最多的是，很多購房者提到自己擁有這套住房時，臉上頓時洋溢著燦爛而樸實的笑容。
“有了房子，生活也有了盼頭，這是個好政策，千萬別取消了。”支大姐說。
本質還是讓利于民
據記者了解，今后3年，貴州將分步解決28.2萬戶低收入家庭的住房保障問題，其中將為22.6萬戶低收入家庭實行廉租住房實物配租，預計修建廉租住房總資金要達146.9億元之多，其中資金缺口達30多億元。
一邊是大量需要住房的低收入群體，一邊是苦于沒有資金而干著急的地方政府。而2008年貴州實行的對符合保障條件的城市低收入家庭，將廉租住房租給他們的同時，在一定的條件下賣給他們的廉租住房“租售并舉”模式，也正是為了能籌錢建廉租住房的舉措之一。據了解，此舉目前已在貴州安順市、仁懷市等10余地推行。
對于廉租住房是否可以出售的質疑，貴州省建設廳有關負責人認為，貴州廉租住房所出售的對象與國家所要保障的低收入人群在保障對象上是一致的。實施廉租住房“租售并舉”，可以解決落后地區資金不足的難題，快速擴大廉租住房的建設規模，并形成“投資—建設—銷售(回籠資金)—再投資”的資金良性循環，逐步建立起保障性住房資金籌措的長效機制。
針對有人提出涉嫌國有資產流失的質疑，該負責人表示：一是國家對低收入住房困難家庭的補貼，就像低保金一樣，是政府應有的救濟；二是廉租住房出售后關鍵在于規定年限內嚴禁上市和私下交易，當廉租住房到達規定居住年限且低收入家庭通過自身努力有一定經濟實力購買商品房，而轉售廉租住房所得的溢價收益是可以讓利的。“與經濟適用住房相比，無非是讓利對象不同，這么多低收入家庭住不起房，我們為何不能讓利于他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