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農民工遭邊緣化 工資低頻繁跳槽
時間：2012-04-12 09:17:15
來源：中評網
到過多個城市，做過多種工作，長的幾個月，短的一星期……目前，在新生代農民工中出現的“短工化”、高流動性趨勢逐年明顯。這一現象不僅在東部發達地區出現，在經濟欠發達的寧夏也同樣存在。
法制日報報道，是什么原因讓新生代農民工寧可當漂泊一族，而不愿在城市停留？記者近日進行了深入調查。
工資待遇低頻繁跳槽常態化
4月4日，23歲的廖勇辭掉了汽車導購工作。就在一個月前，他剛剛離開一家快遞公司。問及頻頻離職的原因，王勇也很苦惱：“我厭倦了工作內容和工作環境，不喜歡被束縛的感覺，想找一個合我心意的工作。”
今年是廖勇外出打工的第6個年頭。6年來，廖勇轉戰銀川、包頭、西安、西寧，做過手機銷售業務員、小區保安、快遞公司司機、汽車銷售等十幾個工作。“最長的一份工作是手機銷售，干了一年，剩下的多則三四個月，少則兩三個星期。”廖勇說。
有人把廖勇這類頻繁更換工作的農民工稱為“工漂族”，更有人稱新生代農民工群體中出現了“旅游式打工”。
他們不斷尋找方向，頻繁更換工作和打工城市。他們工作技能較低，缺乏歸屬感，始終游離在城市與農村之間。
“這幾年不停地換地方、換工作，就是想多學點兒東西，有更大發展。”廖勇說，他身邊的同學、朋友、老鄉大都一年一換工作，主要原因是工資待遇低。
頻繁地更換工作，廖勇并沒有改變自己的生活狀況。廖勇說他沒賺到什么錢，掙的工資僅僅夠維持日常生活。
廖勇陷入兩難的困境，一方面，他不甘心安于現狀，對收入的不滿，讓他不斷尋找新的機會。另一方面，他沒有一技之長，又不能吃苦，只能不停地轉換角色。
“他們就業選擇不僅看重硬件——工資，更看重軟件——福利待遇、工廠環境、企業聲望乃至發展機會等，對勞動權益有相對較高的主觀訴求，當自己的訴求不能滿足時敢于說‘不’，造成了短工化現象。”寧夏回族自治區就業與創業服務局局長陳曉軍如是評價“工漂族”。
短工化”放大“用工荒”缺口
如硬幣的正反面，一面是新生代農民工的呼喊，“增加工資，增加保障，不然我就頻繁跳槽”，另一面則是企業的呻吟，薪酬已經達到最高點，再漲工資，企業無利可圖。于是，在銀川市勞務市場，找工作的和招工的都大有人在，很多人在辭掉上份工作后并未迅速尋找下一份，形成一個“高不成、低不就”的待業群體，“短工化”放大了“用工荒”缺口。
銀川市西夏區文萃北街南華市場內長江魚府的王老板則說：“現在的打工者年齡小，沒定性。”他說，這一兩年，來打工的大多是80后、90后，最長干七八個月，最短也就干兩個月。月工資1300元至1500元之間已經不低，可有親戚朋友一喊跳槽，跟著就走了，都不多考慮考慮。
在銀川市勞務市場，記者了解到，原來只有在季節性較強的行業出現的“短工化”，正在向各行業整體蔓延。
銀川市一知名餐飲企業負責人告訴記者，“幾乎每天都有人進進出出，對于企業損失很大，得重新培訓新手，服務質量提升速度變緩，常常有新手出現服務問題，重者會給企業帶來經濟損失，輕者會影響企業聲譽。”無奈之下，飯店為了將服務員“短工”留成“合同長工”，就必須加薪和提升其他福利以穩定用工周期，否則一走就是一大批短工，飯店也就沒法開了。
銀川007美發店負責人說，“工資再也沒法漲了，不然企業只能關門”。加薪無望，無奈之下，他們只得招收“高齡”穩定員工，這類有家室、有孩子的員工，穩定性更高一點。
陳曉軍道出原因，對基本沒有務農經驗，一心期望通過自身奮斗在城市中留下來發展的新生代農民工來說，他們無法忍受薪酬低、無保障，還缺乏發展機會、上升空間的純體力就業崗位上。因此，頻繁換工作就成為他們無奈的選擇。同時，陳曉軍一針見血地指出，這種無奈選擇對個人、企業甚至社會都非常不利。
農民工不滿企業待遇頻繁跳槽想增加晉升機會，而許多企業面對“短工化”現狀，更不愿意出資培訓員工，生怕花錢培訓后辭職更消耗利潤。這種“惡性循環”的困局加劇了用工荒，打工者為尋求一份更好的工作總是在不停地流動，企業自然也就經常缺工，尤其是熟練工。
“留住新生代農民工，光談錢已經不好使了。”陳曉軍說，現在需要政府和企業落實工資、福利待遇，建立激勵機制，提升就業質量，增強員工對企業的認同感和歸屬感。
新生代農民工不想當城市過客
在采訪中，大多新生代農民工并非不想扎根城市，也不想成為城市的匆匆過客，但現實許多原因阻礙了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
據來自寧夏就業與創業服務局的調查顯示，新生代農民工占外出農民工的3成左右，基本上為剛離校的初高中畢業生，平均年齡為23歲左右，普遍缺少從事農業生產勞動的經歷。與上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與傳統農民工外出打工出現明顯差異。一是外出就業動機從“改善生活”向“體驗生活、追求夢想”轉變，干活掙錢不是唯一的目的。二是對職業角色的認同從農民向工人轉變，對職業發展的定位由亦工亦農向非農就業轉變。傳統農民工那種近似于候鳥的打工方式和亦工亦農的經歷，往往形成城市過客的心理。相對傳統的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希望在務工地長期穩定生活的愿望更加強烈。在城里安居樂業、做城里人已成為新生代農民工的憧憬。
對于新生代農民工而言，城市仿佛“壁壘森嚴”，難以融入。陳曉軍直言新生代農民工最大的困惑還是“城市夢”如何實現。
新生代農民工目前工資收入水平較低，而務工地房價居高不下、生活成本高等因素，是阻礙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長期穩定就業生活的最大障礙。如果按照他們當前的收入水平，假定工資增速能夠趕上房價的漲速，按照商品價購房，新生代農民工最終實現在務工地城市購房定居夢想的比例不會超過10%。
陳曉軍分析，新生代農民工大多剛剛邁出中小學校校門，心智發展尚未成熟、思想尚未穩定、身份認同尚不清晰。阻礙他們在城市長期穩定就業的關鍵性問題是教育程度和職業技能水平滯后于城市勞動力市場的需求，按照他們目前的技能水平估算，只有大約3成的人能在城市長期穩定就業。
另外，受戶籍制度制約、社會保障水平不到位等因素影響，新生代農民工被邊緣化傾向逐步顯現。他們生活在城市，心理預期高于父輩，但耐受能力卻低于父輩。他們對鄉村陌生，對農業生產活動不熟悉，在傳統鄉土社會中處于邊緣位置。同時受城鄉二元結構限制，他們對城市漸漸熟悉，卻又難以真正融入，受自身文化、技能制約，在城市中難以獲取穩定、高收入的工作，也很難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社會，位于城市底層，向上浮動的動力不足、機會不多。
陳曉軍說，新生代農民工既涉及農民工的共性問題，又有其群體特殊性。從長遠來看，就是要千方百計推進農民工市民化，著力完善體制、機制。當務之急是要規范就業環境，提高農民工收入，并促進住房保障、教育、文化等各類公共資源的公平分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