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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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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貨膨脹對經濟社會危害很大，對其風險必須有充分的估價，并且采取有效應對措施，以免造成嚴重后果。但另一方面，也不要過高估價通貨膨脹的風險，這會影響我們對總體經濟形勢的判斷。必須多角度分析，避免片面化認識，以更全面準確地把握物價形勢，通過科學決策，提高宏觀調控的針對性和有效性。
通貨膨脹壓力，2010年以來成為大家高度關注的一個問題。通貨膨脹對經濟社會危害很大，對其風險必須有充分的估價，并且采取有效應對措施，以免造成嚴重后果。但另一方面，也不要過高估價通貨膨脹的風險，這會影響我們對總體經濟形勢的判斷。
流動性過剩型通貨膨脹的風險相對較小
我不贊成一些學者在通貨膨脹問題上講的過頭話，片面夸大風險，勢必強化公眾的通貨膨脹預期，給宏觀決策帶來不必要的干擾。對于通貨膨脹壓力，宜從更多角度進行分析和估價。
第一，要分析價格持續上漲的成因。我國現階段的價格上漲并非由供給短缺引起，而是由貨幣投放過多及輸入性因素引起，主要是貨幣投放過多。2010年底我國貸款余額為47.9萬億元，是2006年底22.5萬億元的兩倍多。在貨幣投放過多的情況下，就算市場供過于求，也會引發價格異常上漲。近幾年，我國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過程中，超量投放貨幣，導致流動性過剩，使通貨膨脹壓力不斷加大。與供給短缺型的通貨膨脹相比，流動性過剩型通貨膨脹的風險相對較小，不用花大力氣去組織供給，控制貨幣就能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
要看價格漲幅與經濟增長速度的相對關系
第二，分析和判斷通貨膨脹壓力，不僅要看價格漲幅及其變化趨勢，而且要看價格漲幅與經濟增長速度的相對關系，否則對通貨膨脹風險的估價就會出現偏差。
2010年我國居民消費價格上升3.3%，突破了3%的控制目標，引起公眾普遍擔憂。但實際上，如果把3.3%的價格漲幅放到當年10.3%的經濟增長速度下面看，這并不算高，甚至可以說是一種高增長、低通脹的格局；即便2011年居民消費價格漲幅超過5%，相對于9%以上的經濟增長速度來說，也是高增長、中通脹的格局。如此分析，風險可能就沒有想象的那么大。改革開放之后的32年里，我國居民消費價格年平均上漲5.6%，現階段的物價漲幅，在平均值范圍內。
一些人之所以過高估價價格上漲風險，恐怕是因為把過去10年，即“十五”和“十一五”時期那種高增長、低通脹的格局看成了一種“定勢”，并以此作為衡量中國經濟運行態勢的標準。
上述10年間，我國經濟平均增速10.5%，物價總水平平均上升1.8%，是非常典型的高增長、低通脹格局。但經濟學告訴我們，市場經濟運行的規律往往是高增長、高通脹或者低增長、低通脹，而高增長、低通脹是一種令人向往的“理想狀態”，它不但非常難以達成，即使達到了也難以持續。
可是，這種格局在中國保持了10年，因此有人就把這種理想狀態看成了中國經濟運行的常態，然后把它作為標準來評判經濟運行態勢。
“漏孔效應”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價格走勢？
第三，要分析影響價格走勢的新的特殊因素。這個“新的特殊因素”，是人民幣的境外流通。以往似乎沒什么人把兩者關聯起來分析。我認為，人民幣投放之于價格上漲，如同往一個水桶里注水，注水速度越快，水面上升速度就越快，并形成穩定的相關關系，但前提是這個水桶是封閉的；而假如水桶底部有一個孔，那么我們往桶里注水時，有一部分水會從這個孔流走，結果是注水速度不變，水面上升的速度卻會減慢，即使注水速度加快，水面上升速度也會相對較慢。這個孔，就是人民幣境外流通。
近年來，我國貨幣投放速度加快了，但由于人民幣境外流通這個因素出現，它推動價格上升的力度就不像以前那么大了。這種情況我們也可以從美國最近的實踐中觀察到：盡管實行了兩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貨幣投放量巨大，但美國2010年的物價水平只上升1.5%，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大量美元投放后流到境外去了；美元境外流通，相當于美國貨幣“池子”上有一個“大漏孔”。現在人民幣流通出現了類似情況，特別是國際金融危機后，人民幣堅挺，不斷升值，人民幣區域化速度加快，在周邊國家和地區，人民幣的流通量不斷加大。人民幣境外流通規模有多大，沒有統計數據，甚至難以估算，但據香港金融管理局統計，至2011年8月底，香港的人民幣存款已達到6090億元，而2006年底僅為227億元——人民幣境外流通規模的擴大速度或由此可見一斑。
值得關注的另一個新情況是，我國用人民幣進行國際貿易結算。自2009年7月試點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到2011年10月底，結算額已突破2萬億元（涉及境外國家和地區148個，進口付款占85%-90%，出口付款占10%-15%）。除此以外，馬來西亞、尼日利亞兩個國家已正式宣布把人民幣作為國際儲備貨幣。這些新因素都會增加人民幣境外流通。由此產生的一個合理結論是，近幾年人民幣投放量盡管很大，但境外流通形成的“漏孔效應”減弱了流動性增加對物價上漲的推動。盡管目前人民幣境外流通量不大，對我國價格走勢的影響還比較微弱，但這畢竟是一個新因素，值得進一步觀察。
要從分析價格上漲的結構性來把握其利弊
第四，要從分析價格上漲的結構性來把握其利弊。統計數據表明，現階段總體價格持續上漲的主要推動因素是食品價格上漲。據此我們有理由說，現階段價格上漲“害中有利”，“利”在增加農民收入。由于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拉大，中央多年來一直強調要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我認為，千方百計當中最有效的，一是免征農業稅，二是農產品價格穩步上升。當然，農產品價格上漲會影響城鎮低收入群體及無收入來源的大學生群體等的生活，但如果在控制物價總水平、逐步緩解通貨膨脹壓力的過程中，不打壓農產品價格，而通過社會保障標準、生活補貼與物價掛鉤等聯動機制來保證這些群體生活水平不下降，就有可能“害中見利”或“害中得利”。
總之，對于我們正在經歷的通貨膨脹壓力，必須多角度分析，避免片面化認識，以更全面準確地把握物價形勢，通過科學決策，提高宏觀調控的針對性和有效性，使調控政策既能破解現實難點，又不引發新的問題，避免出現長期性的“后遺癥”。
（趙長茂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