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率的“跳升”通常發生在階段性拐點。若把城市化分為三個階段:以城市化率20%~35%為起步階段,5%~50%為加速階段,50%~65%為完成階段,那么2011年就是城市化完成階段的起點,城市人口占比從20%提升到于65%~70%。若以中國12~15億的人口增長為基數來計算,這就是人類文明史上的一次史無前例的人口大遷徙!中國的城市人口從2.5億以下提升到10億左右。與之相對應,城市化的空間稀缺性會從相對稀缺到絕對稀缺,稀缺性作為財富的一般屬性必然通過貨幣的流動性創造城市化空間的“依附性溢價”。于是,看似不合理的高房價就有了相對的合理性。因為,房價不僅與收入水平和租金水平相關,而且和稀缺資源的分配相關,高房價之所以存在并持續以不合理速度挑戰居民的心理底線,就是由于城市中出現了一種新的財富城市化空間的依附性溢價。一旦城市化的空間從相對稀缺升級為絕對稀缺,空間的依附性溢價必然提升,而人類社會分配稀缺資源的制度選擇只有三種:暴力、權力和貨幣。三者相比,以貨幣為基礎的住宅商品化自然較為合理,但合理的制度安排卻會形成不合理的高房價!。
有學者說,中國的人均住宅面積已經很高了,這又是一個平均數思維的誤導,因為城市化率的“跳升”并不會帶來房價普漲。在城市化的完成階段也會有一些城市被邊緣化,在這些被邊緣化的城市會由于就業機會減少而人口外流,此時中國也會像歐美澳洲一樣出現“鬼城”,也就是“去城市化”。在這個階段,城市化---去城市化---再城市化將同時進行,互為條件,此時城市化進入“洗牌”階段:在人口持續流入的城市,空間從相對稀缺卻走向絕對稀缺;在人口外流的城市,空間從相對稀缺走向不再稀缺;還有一些城市會急劇萎縮甚至消亡,避災性移民需要“再城市化”。城市化是一個非均衡發展的特殊歷史階段,城市化率的提升是非均衡的,人口與貨幣的流動更是非均衡的,動態的非均衡發展必然導致不合理的非均衡房價。
動態非均衡的城市化進程不僅來源于市場,而且來源于水土資源的非均衡存在。一方水土一方人,脫離水土資源的稀缺性來談所謂的合理房價,永遠無法理解城市住宅價格不合理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