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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北京市民劉巍向北京市政公交一卡通公司遞交申請，要求其公開IC卡成本明細及巨額押金利息去向。（3月21日《新京報》）

　　不算不知道，一算嚇一跳：北京4000萬張一卡通的押金費用超過8億元，而年利息或達2800萬元。而同樣是收取押金，為什么北京收20元，廣州收30元，濟南收10元？從最初的100萬張到現在的4000萬張，為什么20元押金標準未變？幾億押金積累在銀行，一年利息有多少、用到哪兒去了？……這些問題個個“擊中要害”，不然就不會迄今成謎。北京市政協委員石向陽就公開“一卡通”押金使用情況曾六提提案，但六度無果。無獨有偶，去年12月，廣州市民也質疑2500萬張羊城通卡的押金去了哪里。

　　公交卡押金是典型的公司融資，與營業收入是兩碼事，在這樣一個資本年代，道理人人懂，無論是存銀行還是流入其他資本市場，押金的權屬關系非常明確。法理上說得更明確，既然是押金，依“孳息歸抵押人”的原則，利息就該歸持卡人所有，公交部門不僅沒有“沉默”的理由、更沒有擅自支配的權力。

　　公交公司三緘其口尚可理解，那么，諸多監管部門不聞不問，甚至在代表委員的質詢聲中視而不見，此般詭異，不免令人浮想聯翩。　　公交卡押金之謎不是一個城市的特例。如同高速收費的賬單一樣，這些大有“打死也不說”架勢的領域，不只是令公共監督“意難平”，更為城市公共治理留下一道道遮不住的陰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