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今年一開年，包括長江三角洲地區的江蘇、上海、浙江等在內的東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主動調低了“十二五”期間GDP增長目標。這些地區的一個共識是，在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基礎上，讓更廣大的群眾民生不斷改善，幸福指數不斷提升，從而共享科學發展成果。
最近各地相繼召開的兩會，紛紛透出“幸福”信號。
北京提出“讓人民過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廣東提出“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建設幸福廣東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重慶宣示要成為“居民幸福感最強的地區之一”⋯⋯瀏覽各地的“十二五”規劃綱要，突出感受到各省、市自我加壓的勢頭。
這種變化耐人尋味。GDP大戰年年上演，春節前后地方“兩會”漸次閉幕揭曉省份排名，2010年，陜西、內蒙古、黑龍江加入“萬億GDP
俱樂部”，至此，全國17個省份GDP總量過萬億，而廣東、江蘇、山東繼續穩居前三甲，其中廣東、江蘇均突破四萬億。與此同時，廣西、江西、天津和山西2010年GDP總量則紛紛突破9000億元，成為“準萬億俱樂部”。從增速看，除上海市以外，全國30個省區市GDP增速均達到兩位數。
“幸福”自然是對經濟發展更加人本的追求，在這個因為不容易所以令人著迷的人類普遍追求引導下，近年來唯GDP論越來越讓人反感。盡管有實力提出“幸福”口號的省市，幾乎都是可以在國內發展中傲視群雄的。這些走到“初級階段”中后程的地方，已經有了與以往三十幾年既承前啟后又破舊立新的發展觀雛形。
5000億俱樂部形成
3000億俱樂部成立沒幾年，這個松散的城市經濟VIP俱樂部就自動升級了。成都、武漢、青島、南京、大連、杭州、沈陽、寧波等城市GDP在2010年年底都突破了5000億元，加上已經達到或接近萬億元的廣州、深圳、蘇州等地，“5000億級城市俱樂部”已經形成。
城市經濟VIP俱樂部只有上限不設下限，升級之后原有俱樂部自動解散。這種會員制度讓光環僅僅只屬于國內的一線城市，后來趕上的城市無緣成為話題。也正因為充滿“貴氣”，各大城市經濟數據才比省份間的粗糙排名更有看頭。
青島、南京、大連、成都等地一貫發展勁頭十足，按照以往的經濟數據推算，2010年也是順理成章跨5000億的年份，這些城市也都給自己制定出了跨萬億的時間表。同理可見，蘇州的破萬億也將不會成為問題。給人帶來驚喜的
黑馬是武漢和沈陽。
2009年武漢市GDP為4620億元，2010年增加了近900億元，同比增長14.7%，幾乎與青島市的5666.2億元比肩。武漢這五年來的三級跳，
投資“馬車”增速最快，該市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3753.17億元，增長25.1%。借國家“4萬億刺激計劃”的機遇，去年武漢搶搭末班車，上馬一批大項目，全市5000多工地同時開工，因此投資在GDP中占比“一股獨大”。
4萬億的機會不可能一再降臨。作為華中地區一枝獨秀的城市，腹地廣闊九省通衢，東湖高新區、武漢光谷等工業園布局的電子信息產業、生物醫藥、高端制造業開始迸發活力，更讓人側目的是著名高校的云集，已經釋放出類似于南京的持續動力，必然給武漢未來經濟貢獻更有質量的GDP。
沈陽身處東北老工業基地核心，也經歷過漫長的困境。去年4月，沈陽經濟區繼上海浦東新區、天津濱海新區等之后，成為第八個國家級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但是與其他七個不同的是，沈陽經濟區提出的發展主題是“新型工業化道路”。
建成世界一流水平的先進裝備制造業基地和高加工度原材料工業基地，成為東北地區現代商貿、物流、金融中心，以強大綜合實力、承載力、輻射力和國際競爭力，推動加快老工業基地全面振興，是未來沈陽發展的新動力。
不能否認，沈陽的高速發展與其他城市一樣都有“4萬億”的主動力，但必須承認，沈陽與武漢一樣，都是富有內涵的高速增長。
幸福競爭力看城市圈
在15個副省級城市中，廣州、深圳GDP總量已經達到或者接近萬億元，在副省級城市中處于第一集團，遙遙領先。上述這些城市均處于第二集團，競爭激烈。在GDP達到5000億元的規模后，這些城市又不約而同地制定了在“十二五”期間翻番的計劃，規劃到2015年年底達到萬億元規模的目標。按此規劃，5年后，中國的城市GDP又將邁入“萬億元俱樂部”。
15個副省級城市都是國家行政區劃中重要的大中城市，是各自區域的中心城市，在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規模集聚效應最好。而這些城市以及天津，也都身處各自省份的國家戰略，從東端開始，遼寧省以大連為中心的沿海經濟帶，以裝備制造業、石化產業、冶金產業、船舶制造業以及高新技術產業為重點的產業布局；天津濱海新區被認為和浦東深圳一樣重要；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則是我國第一個以海洋經濟為主題的區域發展規劃。
而早在2008年，長三角和珠三角的區域戰略就已上升為國家戰略，由江浙滬三省市中包括上海、南京、杭州、蘇州、無錫、揚州、南通、鎮江、湖州、寧波等16個地級以上城市組成的區域，最有希望成為中國第一個世界級城市群。珠三角則是由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門、東莞、中山、惠州和肇慶9個城市組成的區域。
在這些國家戰略中，長三角和珠三角的一體化愿望最早也最有成果，幾乎做到“無縫連接”，而成都、武漢、沈陽等中心城市也開始了與周邊城市的一體化進程，比如成都經濟區、武漢都市圈、沈陽經濟區等，中心城市面臨產業調整、土地制約和環境約束等問題，需要與周邊協同發展，而周邊地區也不自覺的納入到中心城市的發展軌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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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理論上說，當中心城市的經濟總量達到周邊城市的一倍半到兩倍時，城市圈的集聚效應就開始顯現。幾個輪廓已現的城市群，只有珠三角和長三角達到了這個指標。在山東半島城市群、武漢都市圈、沈陽經濟圈中，中心城市與周邊城市更多的還表現為競爭，只有當中心城市功能臻于完善，溢出效應才會大于吸附效應，讓周圍城市有共同發展的動力。
“十一五”的后兩年幾乎可說是“戰略布局”年，東部省市紛紛布局國家戰略，從趨勢來看，城市不再是單兵作戰，而是集聚到一定規模開始向外輻射，形成新的城市形態如都市圈、經濟區，未來省市間的發展競爭不再取決于單一城市。
“十一五”末期城市病集中爆發，GDP與幸福感背道而馳。中心城市攤大餅式的發展病，也有賴于城市群功能的替代、完善來緩解。對未來“幸福”的掌控，更多取決于城市圈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