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甘于平庸對于常人來說無可厚非的話,那么對那些承擔著重要社會責任的領導干部而言,不作為、慢作為、庸碌無為的懶政之舉至少是瀆職。
懶政雖不像貪污腐敗、違法違規那樣引人注目,往往為害于無形,卻是潛藏于體制深處的“消極因素”。不作為,看似太平無事,實則耽誤了改革創新的機會;慢作為,好像無傷大雅,實際上往往激化了社會矛盾。
前段時間,湖南新邵一民營企業打出“熱烈祝賀新邵縣成功納入國家集中連片特困地區”的宣傳標語,而該縣政府網站也發文將“獲貧”稱為“喜訊”。按常理,被評為特困地區,恰恰應該如芒刺在背,何喜之有?反以為榮的背后,恰恰是對國家扶貧資金和配套政策的“等靠要”心態,而根子就是無所作為的懶政思維。
今年兩會前夕,兩位民國時期的文化名人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位于北京東城區北總布胡同3號四合院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被拆除。有關部門的反應令人匪夷所思:先表示不知此事,而后認定此次拆除未經報批,屬“違規拆除”。正是在“不知此事”的推脫中,政府部門的監管之責被輕輕放下,又一處名人故居痛遭無妄之災。
鄧小平同志對懶政之害洞若觀火。他曾經這樣形容,“懶,就是意志衰退,不讀書,不看報,不動腦筋,不下部隊,好吃懶做”。1992年南巡時,耄耋之年的他又特別強調,“要注意不要養懶人, 要有好的政策”。小平同志不僅入木三分指出了病灶,而且開出了治愈的藥方――“要有好的政策”。
“好的政策”,需要建立事權分工明確、問責機制健全的責任制度。分工不明確,責任欠分明,容易造成“一國三公,莫知誰從”的局面,無事則耽于爭利,有事則委之推脫,于是“打太極”、混日子、裝樣子就成為最優的“生存策略”。如果分工明確,責任明晰,每個人都有負責的領域,做出成績是自己的,出了問題也是自己的,以問責號令天下,孰敢精神懈怠?
“好的政策”,需要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組織行為學研究表明,有效的激勵可以激發人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有功不賞,有罪不罰,甚至無功受祿,有罪得封,容易使智者裹足、勇者止步。鼓勵創新,提倡勤政,要讓想干事、能干事、會干事、干成事的人真正得到獎勵,形成獎勤罰懶的激勵機制。另一方面,改革有風險,探索有雷區,創新是在不斷試錯的過程中獲得的,對失敗者有包容的雅量,才會有更多人敢于作為、大膽嘗試。
歷史和現實反復證明:懶政少一分,發展熱情就會多一分;勤政多一分,社會矛盾就會少一分。勤政,是一個國家無形的政治資源和社會資本。社會管理者當消除懶政之風,助長勤政之氣,最大限度減少社會管理成本、提高社會管理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