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目前諸多社會保障均與戶籍掛鉤,且流動人口人數不在少數,戶籍制度改革如何真正推進等問題仍引起了不少業內人士的擔憂。就此,《法制日報》記者與戶籍專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王太元展開了對話。
對話
記者:近年來,各地在對流動人口管理工作中,相繼推出了暫住人口居住證制度,您如何看待這一制度在解決流動人口,尤其是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上的作用?
王太元:要解決進城農民工的諸多實際問題,首先就需要把農民工納入城市的經濟社會文化發展規劃、計劃和實施之中,長期以來存在的“算大賬包括農民工,具體用錢不涵蓋農民工”的局面必須盡快改變,這就需要全面了解進城農民工的各方面情況,就需要普遍推行居住證制度。
但是,一些地方,流動人口仍不能與原有居民共享改革成果、共享公共財政。因此,我一直說,如果居住證不是確保非市民逐步享有市民待遇,如果不是合法搭就從非市民穩步轉變為市民的制度階梯,就與以前的暫住證沒有實質區別,就達不到公共服務惠及本地人和外地人、社會管理涵蓋城市全部實有人口的目的。
記者:但目前不可回避的問題是,城市資源有限,承載能力也有限,受地方財力的影響,一些地方的社會保障很難做到全方位覆蓋。
王太元:一討論到放寬城市落戶限制等問題,就會有人提出“城市資源有限、難以承受壓力”,這一觀點除了有地方保護、既得利益保護之嫌以外,還存在很多認識誤區:
第一,在各種資源中,教育等資源是可再生的,問題的關鍵在于“在公平分配前提下,發揮全體人民的積極性開源節流”,如果相關方面的各種改革逐步到位,這方面的分配不公會穩步降低。
第二,住房、交通等一半社會人文一半資源因素的資源,完全可以用市鎮合理布局、城市規劃建設科學、國家地方公眾多種積極性共同努力、中低收入廉租為主中高收入購房為主的住房政策等多種方式解決,而不應當用戶口歸屬來決定。
記者:此次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積極穩妥推進戶籍管理制度改革,推動實行居住證制度,為流動人口提供更好服務”。對此,您怎么看?
王太元:思考中國的戶籍改革、城市化問題,應當有三個前提,第一,人口問題是長周期問題,不是一天兩天、一年兩年,而可能影響十年甚至幾十年,因此,要謹慎;第二,中國是一個有13億人口的大國,城市化率提高百分之一就相當于一個大國全部人口要進城,不能不穩妥;第三,城市化對于農民而言,是“謀生存、求發展、享幸福”3個層次連續遞進的系統工程,把農民從形式上變成市民是容易的,要具備條件讓農民逐一實現上述三大目標卻有一定困難。副省級城市、直轄市都是大城市、特大城市,現有城鎮居民的生活提高、就業安排、教育公平和社會保障都還存在諸多問題,一窩蜂地涌入人口不行,一口氣往城里拉進成千上萬的人,更不行。
記者:就現實情況而言,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的戶籍改革也是社會所一直關注的問題。
王太元:20年前我就發表系列文章闡述說,中國的戶籍改革,開始于人才的合理流動、結束于人口的自由遷徙,最難的是農民進城,但最重要的是戶籍背后的資源分配與利益調整的公平與否。如果切實解決了進城農民工的“勞動報酬、子女上學、技能培訓、公共衛生、住房租購、社會保障、職業安全衛生等方面的突出問題”,恐怕遠遠比直接給他們一個城市戶口要好。
當今中國,穩定是基礎,發展是前提,公平是目標,改革是途徑,只有全面遵循科學發展觀,社會、國家才能實現又好又快的發展,個人才能公平、體面而有尊嚴地生活。(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王太元)